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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8 01:54:45

路径依赖_百度百科

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路径依赖播报讨论上传视频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文名路径依赖外文名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解    释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类似于惯性目录1基本概念2理论体系▪理论形成▪产生原因▪理论验证3路径分类▪一、技术演进中的轨迹依赖▪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4案例分析▪铁轨间距▪戴尔▪135相机5现实意义基本概念播报编辑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 、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ffect)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North,D)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概念,目的是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等问题。诺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理论体系播报编辑理论形成诺斯把阿瑟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是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贡献,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路径依赖第二,制度变迁不同于技术演进的地方在于,它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决定外,还受市场中的交易因素影响。诺斯指出,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自我强化机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它正式规则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这项正式规则。(4)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总之,制度矩阵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第三,由于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诺斯认为,“在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结果的不完全反馈下,行为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而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中,边际调整就不会完全趋同。”所以,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者的不同的主观抉择,既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或经济贫困国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产生原因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理论验证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路径分类播报编辑一、技术演进中的轨迹依赖“路径依赖”原本是被阿瑟用来描述技术变迁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阿瑟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相信它会更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为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迟到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诺斯把阿瑟提出的技术变迁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证明了制度变迁同样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继续下滑,结果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想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强大的外力推动。通俗地讲,“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因此,在既定的制度变迁目标下,要正确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并不断调整路径方向,使之沿着不断增强和优化的轨迹演进,避免陷入制度锁定状态。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连续的、累积的。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约束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进而影响经济效益。第二,非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持久的、沉淀于历史过程中的。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非易性,其变迁也是连续的、缓慢的、渐进的、内生的。在历史上虽然许多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差异不大,但经济发展路径却相差颇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和传统文化在起作用。第三,与制度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保持制度变迁持续下去的推动力。因为这种利益集团与现有制度是共存共荣的,而且在各种利益的博奔中处于主导地位,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促使制度变迁保持原有的惯性、按原有的方向持续下去。案例分析播报编辑铁轨间距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例证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戴尔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它告诉我们,要想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不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选择,你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在国际IT行业中,戴尔电脑是一个财富的神话。戴尔计算机公司从1984年成立时的1000美元,发展到2001年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是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戴尔公司有两大法宝:“直接销售模式”和“市场细分”方式。而据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透露,他早在少年时就已经奠定了这两大法宝的基础。戴尔12岁那年,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险--为了省钱,酷爱集邮的他不想再从拍卖会上卖邮票,而是通过说服自己一个同样喜欢集邮的邻居把邮票委托给他,然后在专业刊物上刊登卖邮票的广告。出乎意料地,他赚到了2000美元,第一次尝到了抛弃中间人,“直接接触”的好处。有了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后来,戴尔的创业一直和这种“直接销售”模式分不开。上初中时,戴尔就已经开始做电脑生意了。他自己买来零部件,组装后再卖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台售价3000美元的IBM个人电脑,零部件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买到。而当时大部分经营电脑的人并不太懂电脑,不能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更不可能按顾客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电脑。这就让戴尔产生了灵感:抛弃中间商,自己改装电脑,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品质和服务上的优势,能够根据顾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电脑。这样,后来风靡世界的“直接销售”和“市场细分”模式就诞生了。其内核就是:真正按照顾客的要求来设计制造产品,并把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直接送到顾客手上。此后,戴尔便凭借着他发现的这种模式,一路做下去。从1984年戴尔退学开设自己的公司,到2002年排名《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中的第131位,其间不到20年时间,戴尔公司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正是初次做生意时的正确路径选择,奠定了后来戴尔事业成功的基础。135相机135相机规格其实还是爱迪生时代制定的。他嫌70毫米胶片电影机不好用,于是便把胶片取下,剪掉一半,再打上两排齿孔成了35毫米电影胶片,才有了专用电影胶片的小型相机,画幅24×36毫米。以后多次有人试图改进,从“半幅”(24×18毫米)到APS(24×32毫米),都半途而废,因为全世界135相机保有量实在太大了,人们不可能为了节省4毫米胶片而报废自己上万元的相机。直到不用胶卷的数码相机问世,APS规格才成为CCD的标准画幅,135相机开始被淘汰。 [1]现实意义播报编辑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显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吴敬琏教授指出,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改革,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过程。整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更有效。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于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改革能否成功就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既定的目标模式,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所选择的路径。因此,我们在作出任何一项改革决策时,要慎之又慎,不仅要考虑将要采取的决策的直接效果,还要研究他的长远影响;要随时研究改革是否采取了不正确的路径,如果发现了路径偏差要尽快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把他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以免积重难返的状况出现。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对无效率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前期改革不规范,改革措施不彻底。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一文读懂:路径依赖 - 知乎

一文读懂:路径依赖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一文读懂:路径依赖产品经理大群​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持证人引言路径依赖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描述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往往会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即使这些经历已经不再适用。这种惯性力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它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行为和反应方式。路径依赖有时会阻碍我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此了解它的来源和影响,以及如何克服它,对于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和决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一、路径依赖的定义:路径依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会沿着该路径一直发展下去,并锁定在该路径上,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如果我们习惯在某个商店购买衣服,我们可能在未来的购物中继续选择这个商店,即使其他店铺可能提供更好的选择和价格;如果我们习惯于每天早上喝咖啡,那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这个习惯,即使我们可能认为这个习惯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惯性思维中,从一开始,听从父母老师给你的路径,然后是从集体中获得路径,最后模仿周围人形成的路径。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被限定好了你的基本路径,而人的思维是懒惰的,在惯性之下,很难再有所突破,所以跟着我的步伐深入了解路径依赖,去正确认识它,实现自己的人生梦。二、为什么会形成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思维模型的形成主要源于人们对已经熟悉的事物和选择的偏好。当一个人在面临决策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已经熟悉和习惯的选择,而忽略其他可能的选项,从而形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势: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受到过去经验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定势是路径依赖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行为习惯:我们的行为习惯往往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且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些习惯也是路径依赖的来源之一。社会压力:社会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例如,社会习俗和传统可能会迫使我们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路径依赖。三、如何正确看待路径依赖?在路径依赖可以提供惯性的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影响:决策质量: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我们的决策可能会受到过去经验的干扰,从而降低决策质量。创新能力:路径依赖也可能阻碍我们的创新能力,使我们难以提出新的想法或解决问题的方法。适应能力: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当我们面临新的环境或挑战时,可能会难以适应,甚至产生挫败感。我们需要认识到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其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路径依赖的正反两面,既要看到它带来的便利和优势,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锁定效应。四、路径依赖的特点1.偶然性:偶然性是路径依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可能会对系统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路径依赖。2.有正反馈加强:正反馈是指系统的某一状态会对自身产生加强作用。这种正反馈机制会使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和扩大该状态的优势,进而形成路径依赖。五、如何打破路径依赖1.拓展自己的视野和圈子:与具有不同背景和经验的人建立联系,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通过与他人交流和分享经验,我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惯性思维,并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结交来自不同背景和领域的人,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经验。与他人建立支持网络,寻求他们的帮助和建议。通过与他人交流和分享经验,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从而更容易打破路径依赖。2.保持学习和成长:通过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你可以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路径依赖。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挑战。3.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思维模式:要克服路径依赖,首先需要培养反思能力。我们需要时刻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分析它们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还是阻碍了我们的进步。通过反思,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路径依赖所在,从而为改变做好准备。定期审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路径,判断是否需要调整。通过反思,你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从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4.勇于尝试新事物:尽量避免陷入舒适区,主动尝试新事物和挑战自己。通过接触新的环境和体验,我们可以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从而克服路径依赖。面对不确定性和失败,也要有勇气尝试。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你可以找到新的路径和方法,从而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5.试错精神:在尝试新事物和挑战自己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失败。然而,失败并不意味着终结或无助,而是成长的机会。通过接受失败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可以逐渐克服路径依赖并实现成功。同时,试错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控制性和灵活性。灵活性是克服路径依赖的关键。通过培养灵活性,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变化并提高决策质量。六、总结路径依赖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描述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往往会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这种惯性力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它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行为和反应方式。然而,通过培养反思能力、积极尝试新事物、建立支持网络、培养灵活性和接受失败等方法,我们可以逐渐克服路径依赖并提高适应能力和决策质量。了解路径依赖的来源和影响,以及如何克服它,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以上对路径依赖的深入了解,相信大家对“路径依赖”有了正确认识路径,对于每一个想功成名就的人来说,其实成功就这么简单:别总是跟在别人后面,选择属于自己的正确路径,然后一直走下去!编辑于 2024-02-23 09:19・IP 属地广东惯性思维依赖依赖心理​赞同 2​​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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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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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也称路径依赖性

目录

1 路径依赖简介

2 路径依赖的实验

3 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

4 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

5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1]

6 路径依赖理论的现实意义

7 路径依赖案例分析

7.1 案例一:铁轨间距

7.2 案例二:戴尔

7.3 案例三:135相机规格

8 参考文献

[编辑] 路径依赖简介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

  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最初由Paul·A·David于1985年给出证明,W·Brian·Arthur作了进一步的拓展。David的故事是现在的QWERTY型键盘,这种键盘在技术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却牢牢占据了市场。实际上,Dvorak于1932年申请专利的DSK键盘输入速度最快。David认为:由于某种原因,QWERTY型键盘使用人数占了优势,那么,由于其它类型的键盘数量上较少,考虑到硬件、软件的兼容性,其它使用者会在选择打字机时(键盘是由打字机演化而来)选择QWERTY。这样,QWERTY型键盘逐渐占据了整个市场。David把这种状态称之为“锁定”。后来的键盘虽然在技术上比之先进,但为时已晚。

  这不仅使人想到了中国的输入法中的五笔字型。在有汉字输入法的初始阶段,由于拼音输入法较慢,且要在输入时进行选择,因而,五笔字型一推出就占有了一定的优势,由于大陆人口多,因而,五笔字型迅速推广。此后,其它新的输入法再也无法与其竞争,即使在技术上有优势,但再也无法与之竞争。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是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二:制度的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着显著的交易成本。这种观点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编辑] 路径依赖的实验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 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

[编辑]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

  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秦池酒业从一个县级小厂能迈向全国靠的就是广告,它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这种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继续这一战略,不计成本地去夺取中央台广告标王,在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这就是自我强化。至于锁定,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观察到。女孩爱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屡教不改的恶习,朋友们都说放弃吧,多少次经验证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执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会改的,就这样她拖了好多年…… 这不仅是“一叶障目”的问题,还含有路径锁定的因素。

[编辑]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造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编辑]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1]

  一、技术演进中的轨迹依赖

  “路径依赖”原本是被阿瑟用来描述技术变迁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阿瑟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相信它会更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为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迟到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

  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诺斯把阿瑟提出的技术变迁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证明了制度变迁同样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结果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想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强大的外力推动。通俗地讲,“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因此,在既定的制度变迁目标下,要正确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并不断调整路径方向,使之沿着不断增强和优化的轨迹演进,避免陷入制度锁定状态。

  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连续的、累积的。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约束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进而影响经济效益。第二,非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持久的、沉淀于历史过程中的。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非易性,其变迁也是连续的、缓慢的、渐进的、内生的。在历史上虽然许多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差异不大,但经济发展路径却相差颇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和传统文化在起作用。第三,与制度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保持制度变迁持续下去的推动力。因为这种利益集团与现有制度是共存共荣的,而且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促使制度变迁保持原有的惯性、按原有的方向持续下去。

[编辑]路径依赖理论的现实意义

  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显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吴敬琅教授指出,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改革,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过程。整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

  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更有效。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于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改革能否成功就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既定的目标模式,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所选择的路径。

  因此,我们在作出任何一项改革决策时,要慎之又慎,不仅要考虑将要采取的决策的直接效果,还要研究他的长远影响;要随时研究改革是否采取了不正确的路径,如果发现了路径偏差要尽快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把他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以免积重难返的状况出现。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了对无效率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前期改革不规范,改革措施不彻底。

[编辑] 路径依赖案例分析

[编辑]案例一:铁轨间距

  在现实生活中,路径依赖现象无处不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古罗马人军队战车的宽度就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有趣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所以,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在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

[编辑]案例二:戴尔

  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它告诉我们,要想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不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选择,你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

  在国际IT行业中,戴尔电脑是一个财富的神话。戴尔计算机公司从1984年成立时的1000美元,发展到2001年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是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戴尔公司有两大法宝:“直接销售模式”和“市场细分”方式。而据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透露,他早在少年时就已经奠定了这两大法宝的基础。

  戴尔12岁那年,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险--为了省钱,酷爱集邮的他不想再从拍卖会上卖邮票,而是通过说服自己一个同样喜欢集邮的邻居把邮票委托给他,然后在专业刊物上刊登卖邮票的广告。出乎意料地,他赚到了2000美元,第一次尝到了抛弃中间人,“直接接触”的好处。有了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后来,戴尔的创业一直和这种“直接销售”模式分不开。

  上初中时,戴尔就已经开始做电脑生意了。他自己买来零部件,组装后再卖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台售价3000美元的IBM个人电脑,零部件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买到。而当时大部分经营电脑的人并不太懂电脑,不能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更不可能按顾客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电脑。这就让戴尔产生了灵感:抛弃中间商,自己改装电脑,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品质和服务上的优势,能够根据顾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电脑。

  这样,后来风靡世界的“直接销售”和“市场细分”模式就诞生了。其内核就是:真正按照顾客的要求来设计制造产品,并把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直接送到顾客手上。

  此后,戴尔便凭借着他发现的这种模式,一路做下去。从1984年戴尔退学开设自己的公司,到2002年排名《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中的第131位,其间不到20年时间,戴尔公司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一。正是初次做生意时的正确路径选择,奠定了后来戴尔事业成功的基础。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一旦我们选择了自己的“马屁股”,我们的人生轨道可能就只有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宽。以后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宽度不满意,但是却已经很难改变它了。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开始时慎重选择“马屁股”的宽度。

[编辑]案例三:135相机规格

  现在的135相机规格其实还是爱迪生时代制定的。他嫌70毫米胶片电影机不好用,于是便把胶片取下,剪掉一半,再打上两排齿孔成了35毫米电影胶片,才有了专用电影胶片的小型相机,画幅24×36毫米。以后多次有人试图改进,从“半幅”(24×18毫米)到APS(24×32毫米),都半途而废,因为全世界135相机保有量实在太大了,人们不可能为了节省4毫米胶片而报废自己上万元的相机。直到不用胶卷的数码相机问世,APS规格才成为CCD的标准画幅,135相机开始被淘汰。

  路径依赖原理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甩掉过去的包袱(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重要的是未来,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编辑]参考文献

↑ 阙方平.第五节 路径依赖理论.《中国票据市场制度变迁》.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来自"https://wiki.mbalib.com/wiki/%E8%B7%AF%E5%BE%84%E4%BE%9D%E8%B5%96%E7%90%86%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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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共25条)提示:评论内容为网友针对条目"路径依赖理论"展开的讨论,与本站观点立场无关。

219.128.221.* 在 2008年5月19日 10:40 发表

很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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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f (Talk | 贡献) 在 2008年7月28日 16:49 发表

经典,可是怎么选择才是对的,有利的呢,怎么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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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4.189.* 在 2008年9月6日 07:11 发表

其实路径依赖说明革命的困难,大多数情况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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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36.253.* 在 2009年2月19日 11:55 发表

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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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8.73.* 在 2009年11月23日 11:54 发表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我想只要是普遍为大家认可的好习惯都是有利的,据说一个习惯的养成只需要一个月左右,习惯养成之后,在惯性的作用下自己会不断强化,呵呵,很值得投资于好习惯啊 h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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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40.104.* 在 2009年12月28日 23:17 发表

看来今后我们做出什么选择都要慎重啊

一步说不定就成了今后的一切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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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51.* 在 2010年1月3日 16:24 发表

简单地说就是“先入为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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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100 (Talk | 贡献) 在 2010年5月10日 20:50 发表

很好,又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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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43.126.* 在 2010年6月22日 10:03 发表

第一次听说,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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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3.14.* 在 2010年8月18日 08:04 发表

守株待兔也是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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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1.134.* 在 2010年10月4日 16:53 发表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因为你又有了新的选择,有了新的路径依赖,甩掉过去的包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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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Talk | 贡献) 在 2010年12月14日 21:13 发表

这也说明了过去的成功经验有时也会出错。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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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81.184.* 在 2011年3月4日 12:12 发表

那怎么去避免或者改变在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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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5.73.* 在 2011年4月13日 12:34 发表

只要你做了一件事是大部份人觉得有须要的,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良性发展,假如只有小部份人认同,也会朝着那个方向走,但就变成了恶性发展了。例如正因为有达芬奇已经画出了飞行器和潜水艇的设计草图,才会有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即是设计图的出现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即是说所有的事都是结果决定发展,发展决定结果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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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55.* 在 2011年5月19日 09:39 发表

受教了,内容能够给人一个引领性的作用,需要深入了解自己去查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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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 (Talk | 贡献) 在 2011年11月25日 18:05 发表

path dependence是一种客观规律,并非一种策略,这种现象本身没有对错。

path dependence可以看出建立制度的重要意义,人们会沿着制度规定的路径自我强化,进而形成一种文化习惯。 总是有人说发达国家的人素质高如何如何的,他们也是有个由制度到习惯的形成过程的。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制度或者路径的选择是对的? 还要根据变化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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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2.145.* 在 2012年6月14日 13:01 发表

很遗憾保证不了,因为对错总要有个依据,那应该拿什么时候的结果作为依据呢。只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去决定当下的策略。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最优选择,而是避开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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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2.69.* 在 2016年6月4日 14:14 发表

还有诺基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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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rs (Talk | 贡献) 在 2016年9月25日 20:14 发表

引用的文献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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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荇 (Talk | 贡献) 在 2016年9月26日 10:48 发表

Analyzers (Talk | 贡献) 在 2016年9月25日 20:14 发表

引用的文献存在问题!!!!!!!!!!!!!!!

已修改~MBA智库百科是人人可编辑的百科全书,如发现错误的地方也可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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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闲 (Talk | 贡献) 在 2017年3月31日 17:48 发表

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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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d 247abfd8edf64fbc6f29c6ea5417e47d (Talk | 贡献) 在 2021年1月19日 18:01 发表

说明还得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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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alk | 贡献) 在 2022年7月5日 08:57 发表

习惯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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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d 632cfbd582e409c63d6ca3566ffcc20c (Talk | 贡献) 在 2022年10月1日 09:35 · 江苏 发表

五笔输入法那个例子,在现在看来已经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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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d 45ce37c16fb42db165be0cb95b096ef1 (Talk | 贡献) 在 2022年11月25日 15:13 · 湖北 发表

222.181.184.* 在 2011年3月4日 12:12 发表

那怎么去避免或者改变在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呢?

开个好头或者时常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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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系列 | 路径依赖 - 知乎

三分钟系列 | 路径依赖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三分钟系列 | 路径依赖小奥爱吃奥利奥​北京大学 管理学硕士戳蓝字“易经济”关注我读完本文,你将了解到:1、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路径依赖;2、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3、如何正确看待路径依赖?1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听起来是很通俗、生活化的概念,意思是惯性的力量会不断强化人们的选择,让你无法轻易的脱离。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但人就是很难摆脱思维定式。路径依赖常见于金融研究领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分析师喜欢将过去某一段时间的市场走势进行线性外推,并以此预测未来。这种方法无可厚非,有时候历史确实可以反映某一时段的市场逻辑,也是分析师必须掌握的一门手艺。但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历史不代表未来”,研究的进阶课程就是要学习如何摆脱路径依赖,比如找出现在和过去的异同点(时代背景、经济条件、政策环境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演和复盘,从失败和实践中不断成长。路径依赖同样渗透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近几年短视频市场、明星带货潮流的火爆发展,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看到了成功的前辈在蓝海市场中开辟的商机,于是踏着前人的肩膀乘上互联网直播行业的飞船。再比如股票投资者普遍的追涨杀跌行为,反映的就是盲从的心理,盲从便是投资行为上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看似都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选择,然而实际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直播间可能只有寥寥几个粉丝观看;追涨杀跌不一定能盈利,反倒容易被套牢。2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大体有两个原因。简单归结为笨和懒。笨可以理解为由于自身能力不足,我只能去抄作业。懒可以理解为既然已经有了一条还凑合的路,我何必还要大费周章去寻找另外一条路呢。各举一例。山寨就是路径依赖中“笨”的体现。所谓的山寨货就是仿制市场上最新最火的那几类产品,比如苹果、华为手机等,你只要去过深圳华强北就知道山寨市场有多火热。前段时间易烊千玺主演的那部励志电影讲的就是小人物从华强北崛起的故事。山寨货之所以那么便宜,是因为它省去了中间大量的研发成本和市场开拓成本,要知道任何一款热销品都经历过“九死一生”。而反观山寨货,它只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照着一条已经画好的成功轨迹重新描上一遍即可,简单吗?简单,这就是路径依赖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走捷径,人人都靠抄袭别人赚钱,那谁还愿意创新,谁还愿意研发新产品?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副作用。至于“懒”的体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有一个引起很大共鸣的谐音梗,叫做“那(内)鱼(娱)完了”,精准地体现出大众对于内地综艺产业发展现状的指摘。近年来明星真人秀、脱口秀、恋爱综艺等节目在视频播放市场占有率显著攀高,但是从节目内容上来说,有太多的综艺理念、游戏设计、娱乐元素抄袭日韩模式,能够真正做到精品原创的内容可谓寥寥。究其原因,一方面,制作方为了快速回本,主观上会倾向于缩短创作时间,并依靠借鉴抄袭的手段来进行内容编排。另一方面,日韩综艺兴起较国内更早更快,基本上可以视为整个娱乐产业发展的缔造者,也被市场证明了是一条可行的路。反观国内过去很少有娱乐性较强的节目出现在荧幕上,而内容更偏红色、严肃,对于一件新事物,与其花大把时间去创新,何必不照搬国外已有的成熟模式?况且创新还要面临很高的失败概率。3如何正确看待路径依赖?路径依赖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吗?并不是。在信息爆炸、知识迅速迭代更新的时代,很多东西确实没必要自己从头摸索一遍,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文字、绘画、语言等载体把知识和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后人只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进步一点点,长年累月下来就形成了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史。但凡事过犹不及。于个人而言,过度的路径依赖会使学术创新、艺术创造停滞不前;于企业而言,过度的路径依赖会使其失去创新的能力,最终因产品老旧落后而被市场淘汰;于国家而言,过度的路径依赖会扼杀社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变得死气沉沉。4结语第一,路径依赖是指人一旦进入某一条路径,无论好坏,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第二,市场预测、明星带货、追涨杀跌等行为都是路径依赖的体现;第三,之所以产生路径依赖,要么笨,要么懒。笨可以理解为由于自身能力不足,所以只能抄作业,比如山寨货;懒可以理解为既然有条路被证明了行得通,那我索性就直接走那条路好了,比如内娱抄袭日韩综艺;第四,路径依赖也有好的一面,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通过路径依赖,将前人积累的知识继续发扬光大的过程。全文完,感谢各位看客支持。如果喜欢,请点赞和“在看”,或者分享至朋友圈。发布于 2022-03-08 18:10三分钟(短片)成长路径三分钟热度​赞同 6​​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什么是「路径依赖」?它怎样影响了一国的发展? - 知乎

什么是「路径依赖」?它怎样影响了一国的发展?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制度经济学什么是「路径依赖」?它怎样影响了一国的发展?关注者394被浏览139,982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 9​添加评论​分享​21 个回答默认排序慧航​2015 年度新知答主​ 关注谢 @Zampeli Diana 耀。先来看wiki上的定义:Path dependence explains how the set of decisions one faces

for any given circumstance is limited by the decisions one has made in

the past, even though past circumstances may no longer be http://relevant.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ath dependence can refer either to outcomes at a single moment in time

or to long run equilibria of a process. In common usage, the phrase

implies either:

(A) that "history matters"—a broad concept, or(B) that predictable amplifications of small differences are a disproportionate cause of later circumstances. And, in the "strong" form, that this historical hang-over is inefficient.路径依赖讲的是,现在的决策是不是受到了历史决策的影响。路径依赖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各行各业几乎都有路径依赖的影子。比如,铁路的轨道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宽度,而不是更宽或者更窄?因为在火车发明的时候,马车的宽度就是这么宽,然后一直沿用至今。再比如,为什么很多领域仍然在用Fortran?因为前辈已经写下了很多可以用的包,后辈多数时候没必要重复造轮子。这些例子的特点都是,现在的决策并非独立,也并非完全按照现在的情况进行决策,而是被上了“历史的包袱”,跟历史的决策相关了。至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路径依赖。当今的制度设计可能不只是按照当今的情况进行设定,而是背上了历史的包袱。比如最近比较火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的土地按照之前的规定是集体所有的,但是这种制度不适合现在的现实情况了,比如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土地如何处理等等。那么怎么改革?一刀切谁种地就给谁?还是私有化?怎么私有化?等等。这些制度设计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形成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而制度设计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至于其他的地理、文化、基础设施上的路径依赖,也可能会对经济发展有影响。比如有个故事讲的是城市形成的路径依赖。比如城市经常会分布在有瀑布的地方,因为漕运的时候碰到瀑布需要卸货再装运,然后在这些地方容易形成城市。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总之,路径依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多方面的,我想可以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发布于 2015-03-31 22:51​赞同 140​​8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Verano有头脑的傻姑娘​ 关注路径依赖其实就是过去的选择将会限制今天能做的选择。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倾向于选择细微的改变,不会做出非常大的巨变。尤其在经济上,翻天覆地的改革会过快的改变人们对经济改革的预期,导致混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特征,或优势或劣势,或多或少都会收到过去发展干特点的影响。很难跳出过去历史的框架。个人感觉这种路径依赖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既有能力积累的限制。过往的选择其实也是基于过去的优势做出的,而这种选择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能力。一旦外界环境进行改变,个人的能力在短时内是无法发生较大变化的,因此只能在基于过去选择的基础上做出一点微调。发布于 2015-04-04 18:37​赞同 29​​1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偶然事件随机选中的未来——浅谈路径依赖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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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理论最初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用来解释技术采用过程和产业演化的。这些理论思想对进化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这个概念又延伸到了社会科学和生物学中,用“惯性的力量”来解释技术的发展和生物的进化。一、路径依赖的定义及其表现方式路径依赖的定义: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路径依赖既可以指某一时刻的结果,也可以指过程的长期均衡。在通常情况下,路径依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路径依赖:泛指历史因素的影响作用狭义的路径依赖:指制度的自我加强,即初始时的细微差异会被放大,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了后来的境况,并且在强形式下,这一历史影响是无效率的。[2]广义的路径依赖,即“历史有影响作用”,在解释效果上其真理性显得无关紧要,因为凡事都有原因,而且有些时候历史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相较而言,狭义的概念更具解释力,而本文所阐述的路径依赖也主要是它的狭义概念。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也被称为“自增强”)和锁定。微小的“偶然事件”在各种可能的路径中“选择”了某条路径后,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该过程会沿着该路径继续发展,从而产生路径依赖。一旦路径被偶然事件随机选中,自增强机制就会决定路径的发展和最终结果。由于自我强化机制产生的路径依赖,会使过程产生渐进的“不可逆性”,当自增强机制超过“临界容量”时,“锁定”就会出现。[3]仍然拿QWERTY键盘举例子。1878年能够防止卡键的QWERTY键盘变得流行后,越来越多的设备使用这种字母排列方式的键盘。这个不断扩大使用的过程就是自我强化,最终完成锁定,即系统内变化的停止——再也没有其它类型的键盘能与QWERTY键盘的使用广泛度相比较。二、路径依赖出现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路径依赖?历史偶然当微小的历史偶然选择了某条路径后,由于自我增强机制,路径被不断放大,最终形成锁定。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为什么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4英尺815英寸呢?火车与马车 | 图片来源:sohu.com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4英尺815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古罗马人军队战车的宽度就是4英尺815英寸。罗马人为什么以4英尺815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有趣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所以,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在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1]转换成本简单地来讲,任何一个决定的背后都有对利益和付出成本的考虑。比如说,想转行,但学习新技能太花时间,太耗精力,而且也不一定能挣到更多钱;想分手,但处了好几年了,重新再培养感情太麻烦,而且也不一定能找一个更好的;想考研,但很有可能考不上,而且考上了也不清楚以后要不要继续搞科研……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造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明明不喜欢目前的工作,但却莫名其妙地干了十几年;明明一直想分手了,但是处了好长时间了,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就一直没提分手,最后莫名其妙地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明明本科的专业不喜欢,结果考研又考了这个专业,最后因为没想好找工作的事情,读研莫名其妙地读到了博士……而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集团内部的人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利益需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论中西方,支持变法改革的人一直面临极大的困难,经常会遭受到保守派旧党的阻挠。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认知凝滞由于认知的局限性, 人在面临复杂决策的时候, 思维模式会选择性地对信息加以解释,即人的思维具有粘滞性,用在过去的场景中做出反应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解决新的问题。认知凝滞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了解信息的成本过高而导致人具有认知的惰性, 从而产生认知凝滞;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在复杂环境下过去成功的经验造成了的盲目自信, 最后产生了认知凝滞。说得通俗点就是:“为什么父母总觉得回老家当老师也比在大城市的互联网行业工作强?”网络效应[4]图片来源:zh.wikipedia.org又被称为“网络外部性”。这个概念在罗伯特·梅特卡夫宣扬之下而广为人知。 梅特卡夫定律指出:一个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每位用户所获得的效益并非常量,而是大约随着网络用户总人数成线性成长。也就是说,采用某一种社交媒体的用户人数越多,每一位用户获得越高的使用价值。三、路径依赖的影响积极的路径依赖效应能产生良性的自我强化,只要选对方向,就能通过正反馈进入良性循环。而消极的的路径依赖则与之相反,越来越多的沉没成本可能会使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陷越深,从而进入恶性循环。技术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布莱恩·亚瑟提出,技术的演变遵循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特征,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 系统便陷入锁定状态, 即出现报酬递增、正反馈、自增强现象。他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使单位成本的降低,实现规模经济,诱使同行采用相同的技术,从而产生协同效应。技术在行业中的流行会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这样就实现了自我强化机制的良性循环,从而战胜竞争对手。如果新技术由于某种原因进入市场太晚,就不会获得足够的追求者,也就不能回收开发成本,从而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进一步开发新技术,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进入锁定状态。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诺思将技术演变中的自我强化机制引入到制度变迁理论中来,他认为制度变迁中同样也存在自我强化机制导致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状态。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一个偶然出现的方法造成的报酬递增普遍发生,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优化”就是制度变迁的正确路径。而一旦选择了错误的路径,就可能下滑到无效率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最后到达尽头——锁定状态。比如说,中国几乎没有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几乎没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在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下“不断优化”的结果。制度的变迁一旦陷入锁定状态,想要做出改变或者重新选择发展路径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并且还要借助强大的外部力量,才能摆脱原有路径,否则凭自身力量绝无摆脱路径的可能。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连续的、累积的。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约束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进而影响经济效益。第二,非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持久的、沉淀于历史过程中的。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非易性,其变迁也是连续的、缓慢的、渐进的、内生的。在历史上虽然许多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差异不大,但经济发展路径却相差颇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和传统文化在起作用。第三,与制度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保持制度变迁持续下去的推动力。因为这种利益集团与现有制度是共存共荣的,而且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促使制度变迁保持原有的惯性、按原有的方向持续下去[5]四、如何避免消极的路径依赖作用突破信息茧房信息茧房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外的内容,浏览观点不同的内容,始终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信息,这样才能拓宽知识面,才能突破信息茧房,能够找到更多的潜在路径,避免错误路径的路径依赖带来的危害。敢于舍弃沉没成本在初期沉没成本不大的时候,如果可预见的收益小于成本,就不要将目光局限于已付出的成本上。如果因沉没成本过大而舍不得放弃,最终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诺基亚的没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勇于创新创新才能摆脱路径依赖带来的惯性,摆脱局限性。只有居安思危,时刻用创新的思维看待事物,才能创造和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才能有更多关于未来的选择。参考^abMBA智库^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th_dependence^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网络外部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BB%9C%E5%A4%96%E9%83%A8%E6%80%A7^中国老年人长期照护筹资制度研究 https://books.google.es/books?id=UeB0DwAAQBAJ&pg=PT38&lpg=PT38&dq=%E8%B7%AF%E5%BE%84%E4%BE%9D%E8%B5%96%E7%9A%84%E5%BD%A2%E6%88%90%E5%8E%9F%E5%9B%A0&source=bl&ots=7bUDTmaQW5&sig=ACfU3U3ivWbpZPLkXgwBLumrWpJ9LegArw&hl=zh-CN&sa=X&ved=2ahUKEwiFyc3Q97HqAhUKBGMBHfaWDyAQ6AEwBXoECAoQAQ#v=onepage&q=%E8%B7%AF%E5%BE%84%E4%BE%9D%E8%B5%96%E7%9A%84%E5%BD%A2%E6%88%90%E5%8E%9F%E5%9B%A0&f=false编辑于 2020-07-04 17:27路径依赖惯性​赞同 29​​4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小竹杂谈随便聊

制度演变:路径依赖or路径创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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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演变:路径依赖or路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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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读文献,沉浸于有关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的争论之中,颇觉有趣。现择其要点,与学界同仁共享。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源于技术工程领域,但从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将其引入经济制度演变分析后,便迅速走红,至今已扩散至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领域,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制度演变的重要工具。    不同学派对路径依赖有不同的诠释,但其最普适、最一般的含义是说,在一个时间上依次发生的事件序列中,发生于较早时点上的事件对发生于较晚时点上的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先前时点上的偶然事件往往能决定整个事件系列的演变轨迹和基本特征。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历史至关紧要。”    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性一旦得到广泛认可,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各种“趋同论”(convergence)便开始受到挑战。    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水平或增长速度趋同论认为,因要素边际收益率递减律的作用,较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增长速度将趋于减慢,而不发达经济体则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经过一定时间后,落后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增长水平上的差距将趋于收敛。但在经验研究中,这一假说未得到具有普遍性的证明。且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未见普遍缩小,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能为普遍的、必然的增长水平趋同说提供足够的证据。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则对此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制度的设置和安排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对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而那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经济体所以长期落后,往往是因其制度体系中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且长期难以克服。道格拉斯•诺斯在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就提到,因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速度各异,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关于经济体制趋同与否的争论也很热闹。早在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体制已呈现出“混合经济”的特征,因而不同制度体系中的经济体正在体制上趋同。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引发了对各国制度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关注。人们发现,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而持久的制度差异,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体制差异,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明显的国别特征。为此,相关文献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说法。    在企业制度领域,围绕趋同假说的讨论一样引人入胜。如《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就展现了法学家们围绕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意见交锋。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以“公司法历史的终结”为题,论证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将收敛于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模式。导致一些学者得出这类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将迫使各国企业采用最具效率优势的制度,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出局。但更多的研究者对此存疑。如哈佛法学院的David  Charny教授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及其后果并非单调、线性地指向效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会使竞争的后果变得不确定。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仍可能长期维持低效率制度。哥伦比亚法学院的Curtis  J.  Milhaupt教授也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可能促使各国企业选择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是一种政治性过程。在不同国家里,不同利益集团对公司制度的政治影响力相差很大,因而各国政治决策系统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会各有侧重,世界上的公司治理制度很难趋同。    总的来看,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无视路径依赖性的、缺乏历史惯性视角的制度分析已不再具有理论影响力。    关于制度演变过程所以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四方面的因素,即“递增回报”、“自我增强”、“正反馈”和“锁定”。“递增回报”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被采用得越多,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就越大;“自我增强”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本身会带出一批与其互补并增强其作用的行为或因素,而这又会进一步延续和强化该种行为或选择;“正反馈”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的后果会使更多的主体更多地接受这种行为或选择;至于“锁定”则主要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一旦被采用,再要想转换为其他行为或选择,将面临高昂的代价。    但问题并未就此完结。路径依赖说的兴起也给制度演变分析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澳大利亚政治学家Ian  Greener在《政治学》2005年2月号上撰文批评说:“如果历史很重要,那么变革怎么会发生,人类社会怎么打破历史惯性?”美国学者Marc  Schneiberg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指出,路径依赖论在方法上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路径依赖是制度演变中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轨迹的根本转变如何可能?但如果肯定制度轨迹会发生根本转变,则路径依赖说的理论重要性就要大打折扣。    这的确点到了路径依赖概念的一大缺陷,即路径依赖说只强调初始条件或早期因素对后续制度轨迹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倾向。机械地诉诸路径依赖说,无法解释重大的制度转变和新路径的产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制度及其演变轨迹的根本转变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极短时间里,东中欧一批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便从社会主义模式激变为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很难仅靠路径依赖说来圆满解释。    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着研究者们超越单纯历史视角,关注起路径转换(path  changing)和路径创造(path  generation)来,由此也产生了一批新颖的制度演变解说。2005年,德国学者Bernhard  Ebbinghaus在一篇题为“路径依赖能解释制度变迁吗?”的论文中认为,“过去塑造未来”(the  past  shapes  the  future)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踩踏路径’(trodden  path)方式,另一种是‘分岔路径’(branching  pathways)方式。前一类路径的形成毫无计划,是某种行为在大量个体中自发扩散和重复的结果;而后一类路径的形成要依赖行为主体在关键时点从若干不同可用路径中做出的选择。Bernhard  Ebbinghaus认为,基于第一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决定论倾向过强,无法解释复杂的制度变迁;基于第二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相当灵活,适于分析各种形式的制度演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Paul  Pierson的阐述更形象。他认为,所谓路径依赖,如同爬树,上树者在攀援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枝干和分枝;他虽然可以从一个枝干转到另一个枝干上去,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因而一般情况下,上树者会沿着其一开始选择的那个枝干顺势攀援,并不轻易转换枝干。    可以看出,这样的路径转换说并不否定先前的路径选择对后续路径的重要影响,但它将行为主体在制度形成或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选择活动纳入了理论框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制度演变轨迹不再仅仅受制于历史惯性,它同时也要受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由此而来,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得到克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成为制度演变过程中符合理论逻辑的必然特征。即使已经稳固下来的制度体系或制度路径,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难以预料的重大转变。    而美国社会学家Marc  Schneiberg发表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出了一种更独特的制度演变假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路径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体系和路径外,还会混杂着各种异质的另类制度碎片或元素。这些非主流的制度碎片或元素由历史上未赢得主导地位的制度模式或演变路径残留下来。它们对主流制度路径或主导制度体系来讲,是杂质,毫无用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异质的制度碎片却可能成为构建新制度或新路径的资源和“建筑砌块”。由于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其制度系统中内含的另类制度碎片也就不同,从而不同社会在面临内外冲击时基于历史遗留物所做出的制度反应也会差异很大。因此,Marc  Schneiberg指出,这里显然存在着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性不是指延续和巩固既有的主导制度路径,而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另类制度元素或制度碎片,经过新条件下的某种复兴、重组或改造,形成取代既有主导制度的新制度。Marc  Schneiberg称这一制度演变理论为“关于制度变迁和新路径创立的‘构成型另类选项’说”(a  ‘structured  alternatives’  perspective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new  path  creation)。Marc  Schneiberg强调,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制度变迁和新路径的形成可以出自多重动力和源泉,历史惯性、内生嬗变、外源冲击和制度移植等等,都可能左右制度演变的未来轨迹。    而Marie-Laure  Djelic和Sigrid  Quack发表于《理论与社会》2007年4月号上的“克服路径依赖:开放系统中的路径创造”一文还进一步提出,各国的制度系统正日趋开放并相互影响,因而在研究制度演变和路径创新时,应从开放系统的角度关注跨国制度框架内国别性路径转换与跨国性路径创新之间的共演化互动关系(co-evolutio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path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ath  creation)。    可以看出,在这些新的制度演变分析框架中,历史仍然至关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因素。这类制度变迁解释将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纳入了分析,从而有可能将制度演变过程当作一个政治过程来处理。这样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对东中欧国家中制度转型机制的分析和阐释。如两位德国学者(Jürgen  Beyer  and  Jan  Wielgohs)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On  the  Limits  of  Path  Dependency  Approaches  for  Explaining  Postsocialist  Institution  Building)中指出,东中欧各国在转型上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很相似,但它们采用的转型战略却相差很大,这说明各国政治领导层在改革中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但这种战略差异并不都源于意识形态立场或政治倾向,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靠“新自由主义”设计蓝图来导入市场经济制度的。在这些国家里,可供决策者挑选的制度选项或战略手段均上承各国的历史遗产——各国在社会主义时代和前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路径。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新制度建设并非制度真空中的独创,而是对多种既有制度元素的拼凑、改造和重组。它们更类似于某种适应性调整,而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新建。就此而言,东中欧各国的制度转型体现了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并不表现为原制度路径的延续,而表现为历史上的制度遗产对新制度建设或新路径选择所施加的制约。而新的制度路径一旦成形,可供制度选择的政治“窗口期”就随之消失。由此,已定位的路径将趋于持续,并左右后续改革阶段的趋向和成效。    所谓制度路径,其实是指制度的演变轨迹。若制度不变,固执于一点,则无制度路径可言。从路径依赖说到路径转换或路径创造说的发展,不是否定历史惯性对制度演变的重要性,而是刷新了对历史因素如何影响制度演变过程的认识。这种认识深化是当代社会科学各领域交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结果。    制度及其演变高度复杂,相应的理论也必然是复杂的。单因素的、一根筋的决定论因果解释难以服人。白马非马,普适天下的制度只存在于书本中,现实中的制度形态无不具有国别特征。历史无从割裂,无中生不出有来,实际存在的制度都是其先前史上制度的衍生。制度源于人类理性,人本身复杂而多变,制度也必然常变常新。总之,凡制度演变,都是历史惯性、环境约束和人类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尊重历史,认清环境,顺应时代,果敢、谨慎地调整和变革不利的制度以增进人类福利,应是每一代人都能争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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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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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作者:

刘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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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引介到中国以后,"路径依赖"成为日益流行的概念.但国内对"路径依赖"的认识存在偏差,因此有必要对路径依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基本的概念进行深入的剖析.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简要地回顾了路径依赖理论在不同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加以评析,以期对进一步的应用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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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路径依赖

技术变迁

制度变迁

进化博弈

所有制

公司治理

DOI:

CNKI:SUN:ZJZF.0.2010-02-011

被引量:

93

年份: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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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2020-07-12 15:25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字号【摘要】詹姆斯•马奥尼是近20年来比较历史分析领域的杰出代表,在理论、方法论和拉美政治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通过对马奥尼本人的深度访谈和对话,我们不但可以对他的学术历程、思想来源和研究取向有较好的把握,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厘清比较、归纳、演绎、机制、路径依赖、关键时点等概念,还可以一窥比较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的学术脉络、哲学根基、边界划分、前景展望,把以马奥尼为领军人物的比较历史分析置于相关的学术背景中,并启发我们对质性和量化研究的分歧以及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学人简介】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戈登·富尔彻讲席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英文稿整理翻译)【文献来源】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访谈时间】2013年12月13日。◆◆思想来源◆◆李钧鹏:您在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是谁?马奥尼在伯克利读博时,我师从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露丝·科利尔(Ruth Collier)夫妇。我也上了一些社会学的课。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里有两位社会学家,分别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与劳拉·恩里克斯(Laura Enriquez)。我在伯克利还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影响,肯·乔伊特(Ken Jowitt)就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李钧鹏:您在本科和博士期间修过社会学的课吗?马奥尼我在研究生阶段上过。我选了几门彼得·埃文斯的课,还选修过历史社会学,应该是金·沃斯(Kim Voss)开的课。我还选过一门后现代理论,但不记得是谁教的了。那位老师是助理教授,现在已经不在伯克利了。我在本科阶段应该没有上过社会学的课。我不记得自己上过。我是在明尼苏达大学读的本科,当时那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政治学系。在那个时候,建构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理论取向正在迅速发展,明尼苏达的一位政治学家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正在向学生讲授结构化(structamtion)理论。所以我在大学里读了很多社会理论方面的书,尤其是吉登斯(Giddens)和布尔迪厄(Bourdieu)的著作。我的本科荣誉论文就是用能动性(agency)和结构视角来分析中美洲革命。我尤其对吉登斯融汇能动性与结构的想法感兴趣。明尼苏达还有不少其他政治学家与政治理论家对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感兴趣,这些哲学探讨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明尼苏达给了我一些社会科学哲学和认识论(epistemology)方面的训练,我对这两个领域的兴趣也延续至今。我不确定自己本科期间有没有上过社会学的课,但我的政治学训练其实很社会学化。李钧鹏:科利尔夫妇是您的博士论文导师吗?马奥尼对,他们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但彼得·埃文斯同样对我有许多指导。李钧鹏:他们对您有过什么重大影响吗?马奥尼 他们三位对我都有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五个中美洲国家的路径依赖式发展以及在19世纪的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s),而用关键时点作为博士论文理论框架的想法直接来自科利尔夫妇。我在伯克利读书时,他们刚出版了以关键时点为理论框架的《塑造政治舞台》。我的博士论文在很多方面试图将他们的关键时点理论扩展和完善为一个全面的路径依赖式发展理论。另外,我在伯克利时,彼得·埃文斯刚完成他的杰作《内嵌的自主性》。他的国家政权自主性理论以及国家政权与社会群体关系视角对我影响深远。在分析19世纪拉丁美洲的关键时点时,我探讨了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采纳了科利尔夫妇的关键时点理论框架,并试图将其整合为一种新的路径依赖式发展理论;我还借鉴了彼得·埃文斯关于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并将这些思想运用于19世纪的中美洲。李钧鹏:您刚开始读博士时就对比较历史分析感兴趣了吗?您又是如何对拉丁美洲产生兴趣的?马奥尼 我读研初期就已经对比较历史分析感兴趣了,其实在读大学时就有兴趣了。这一兴趣来自我本科时上的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的课,他在课上教我们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视角看待发展和政治。我在大三时意识到自己中意于比较历史分析,并决定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撰写本科荣誉论文。我之所以对拉丁美洲感兴趣,一个原因是听到别人说,如果你想读博士,想当教授,就必须选一个专精的地理区域。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纠结了一阵子,最后还是选了拉丁美洲,因为那里正发生着一些对我来说极为有趣且重要的事。美国正在与尼加拉瓜作战,并以各种方式干涉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的内政。我强烈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并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积极参加抗议美国干涉中美洲内政的社会运动。这些政治兴趣诱使我研究拉丁美洲,并以拉美革命作为本科荣誉论文的题目。另外,我从大一就开始上西班牙语课,所以掌握了相关的语言技能。李钧鹏:您是政治学出身,博士毕业后去社会学系教书,现在是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双聘教职。您当初去社会学系任教是有意而为之吗?您怎么看待这段经历?马奥尼 我博士毕业时申请并得到了布朗大学的教职。我记得我只申请了几个社会学教职,布朗大学是其中之一。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所以我之所以去社会学系工作,原因只是布朗为我提供了教职。但在政治学系找到教职对我来说也不是难事,所以最主要的是布朗大学比较吸引我。我当时觉得在社会学系教书差别不大,事实也确实如此。没过多久我就在布朗教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学理论了,而且感觉非常顺畅和自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早在明尼苏达读本科时,我就对社会理论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在布朗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开始教社会学概论和社会理论,教马克思、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这些都是社会学的核心课程,我也很喜欢教这些课。这种层面上的转变非常容易。还要说的是,我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历史分析,而许多这一领域的学者都是横跨社会学和政治学。公认的比较历史研究的奠基者,包括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t Bendix),那一代人都处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交汇点上。我把自己看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李钧鹏:您的自我认同更多是社会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马奥尼我不太赞同把社会科学僵硬地分成不同的领地。既有分类下的几个社会科学学科其实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李钧鹏:那您现在是和社会学家互动多,还是和政治学家互动多?马奥尼这很难说,估计两边差不多。我目前在西北大学的教职是两边五五开,但接下来和社会学家的互动会更多,因为我从明年秋天开始将出任社会学系主任。这样一来,我在政治学系所承担的工作肯定会减少。但从内心来说,我是两边五五开。李钧鹏:感觉西北大学的政治学系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马奥尼确实如此,真的很社会学化。这有点像伯克利,尤其在比较政治领域。伯克利的政治学系一向很社会学化,明尼苏达也是如此。我一直学的是很社会学化的政治学。同样的道理,布朗大学的社会学系也很政治学化。系里有许多人,包括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何塞·伊茨格松(Jose Itzigsohn)、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都是和政治学有很深渊源的社会学家。◆◆方法论◆◆李钧鹏:您跟鲁施迈耶合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影响深远,但你们在绪论中对解释(explanation)和解读(interpretation)的区分招致了一些批评。您对于这些批评的总体回应是什么?你的立场在这之后有没有重大改变?马奥尼 我们在那本书中将比较历史分析界定为一种因果分析,并将只对解读感兴趣(而对解释没有兴趣)的学者排除在我们所讨论的比较历史分析范畴之外。这遭到了一些批评。主要批评意见是我们应该放宽比较历史分析的覆盖面,将不以因果分析为核心任务的研究包括进来。对这一点,我不是太确定。两方面都有道理。如果你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定义太过宽泛,它有可能变得无所不包。我们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案,对它加以非常精确、非常严格的界定,确保它不会涵盖一切,这样难免将一些研究排除在外。但这种批评在本质上只是纠结于比较历史分析的定义。在我跟鲁施迈耶合写的绪论里,我们并没有批评解读性研究本身,而只是说它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比较历史研究。我们只是对比较历史研究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李钧鹏:如果可以重来,您会换种方式写绪论吗?马奥尼我觉得不会。这篇绪论现在读起来其实有点过时了,因为比较历史研究的争论已经有了新的方向。我们还被理性选择和量化学者批评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对比较历史分析做出界定、划分边界;我们必须判定以定量方法为主的研究算不算比较历史分析,采用博弈论的研究算不算比较历史分析,以解读而非因果分析为主的研究算不算比较历史分析。这些是我们当年编那本书时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当时觉得这些选择是对的,我到今天还觉得这些选择是对的。从策略上说,这样做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但学术研究并不以交朋友为首要目标。李钧鹏:您跟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合著了《两种传承》。这本书是不是以对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巴(Verba)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为对话的对象?您和他们的共识和分歧在哪里?马奥尼 金、基欧汉和维巴认为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研究的规范(norms)与工具,而且这些规范与工具以(他们成书时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主流回归分析为准则。他们认为,质性研究者如果想做好研究,基本上就要遵循回归分析的准则,使用回归分析的工具。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觉得他们的建议对量化研究者有一定价值,但将这种规范和方法延伸到质性研究就不对了。我们那本书强调,定性研究有其独特的规范和方法。我和加里聊天时说,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有不同的工具箱、有不同的规范。这使我们意识到,工具箱和规范是人们谈论文化的一套词汇。我们进一步想到,其实可以把量化研究者和质性研究者看成不同文化的代表;这是两个大不相同的文化群体,双方都有自己的工具箱,这些工具箱进行的是不同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同意金、基欧汉和维巴的基本观点。我们那本书通过直接比较来描述两种文化各自的规范、工具箱、信条与方法。李钧鹏:您怎么看量化研究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在主流社会学期刊上近乎统治的地位?马奥尼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政治学来说,主流定量方法将愈发处于守势,实验方法则方兴未艾。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了,而且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还将如此。所以主流的统计研究已经不再是量化研究的前沿,实验方法将部分取代主流定量方法的统治地位。所以,如果量化研究指的是基于观察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不觉得它占统治地位,我也不认为它在今后几年会占据统治地位。现在是实验的天下。社会学则一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学科,这正是大家都爱社会学的一个原因。很难说社会学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手段或方法,因为它一直是一个接纳不同方法的学科。话虽如此,如果你去翻《美国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绝大多数文章使用的是主流量化方法。《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稍好一些,但仍有差不多一半的文章用的是主流量化方法。当然,我没有具体数过。所以,如果你要说社会学存在主流研究方法,那大概就是基于观察数据的回归分析。比较历史分析肯定不是主流。李钧鹏:您会在演绎(deduction)和归纳(induction)之间做出区分吗?马奥尼我有时候会。我在两种情况下区分它们。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区分。我很少在这种意义上区分归纳和演绎,但有时也会提到它们的区别。这和论证时的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有关。在演绎推理中,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为真。我偶尔会在这种意义上做出区分。但在更多情况下,我和大多数其他人的用法一样。也就是说,归纳指的是通过仔细考察个案来提炼推论或结论,演绎指的则是通过某种逻辑推理得出推论或结论。李钧鹏:在您看来,归纳和演绎是互补还是对立的关系?马奥尼在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比较历史分析中,它们互为补充,很难截然分开。理论与证据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比较历史研究需要经常在理论和证据之间往返,正如侦探需要在理论和证据之间往返。就像侦探同时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一样,我这样的比较历史研究者既使用归纳法,也使用演绎法。李钧鹏:您曾在论文中探讨过“机制”概念。您对机制的定义是什么?机制必须具有因果性吗?它们是否必须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马奥尼 我对后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现在这么看“机制”概念:不同的人往往用这个词来表示不同的东西,这问题不大,但我们应该搞清楚他们说的机制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当很多人谈论机制时,他们大体而言指的其实是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这没有问题。总的说来,把机制视为中介变量就暗示了因果性。还有人把机制理解为一种解释相关或关联关系为何存在的理论。这种机制的定义并不要求把机制视为中介变量。第三种常见定义把机制看成非常宽泛的因果命题。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生前就是这样使用这个词的。几乎所有的机制定义都试图从不同方向超越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关联。几乎所有的机制用法和定义都是出于对类似“X对Y的影响平均为Z”这种表述的不满,觉得这有所欠缺,我们要有更深人的研究。李钧鹏:理性选择理论遭到了不少社会学家的严厉批评。您有政治学背景,是否对理性选择理论有更多同情?您怎么看待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不同遭遇?马奥尼并非所有社会学家都抱批判态度,比如我的好友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社会学内部有一个喜欢理性选择理论的小圈子。我不喜欢把个人看成是理性行动者,也不赞同它。有实验研究指出,理性行动者模型对于理解人类决策过程没有太大帮助,我是赞同这一点的。理性行动者模型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人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多数社会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如此,我确实觉得博弈论以及博弈论中的数学很有用,所以我并不抵触博弈论的思维方式。演化心理学就用博弈论做了不少有趣的研究。我对理性选择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并不排斥,只是觉得理性行动者模型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决策过程方面有很大局限。◆◆路径依赖◆◆李钧鹏:您提出过一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并用它解释了几个中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历程。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理论来解释同一现象?路径依赖理论的优点在哪里?马奥尼路径依赖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系统、连贯地将历史根源与未来事件(且往往是间隔期很长的未来事件)联系起来;它给了我们一个理解遥远的过去如何余波未平并影响当代生活的系统而连贯的理论工具;它在方法和理论上帮助我们思考很久以前的决策制定和政治冲突如何促成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这是路径依赖理论的长处。总的说来,路径依赖框架不认为现实结果可以完全由短期的、眼前的因素解释,而站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对立面。李钧鹏:您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关键时点”。我们怎么确认某一个关键时点不是研究者的武断选择?马奥尼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定,这中间总会有不确定性。研究者在提出论点的时候,需要拿出相关证据说明如果关键时点的事件或选择有所不同,最终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我在那本书里使用了两种证据。一是国家之间的比较。在我考察的几个国家里,自由政府面临相似的困境和选择,但做出了不同选择。这种个案之间的比较(cross-case comparison)使我可以得出推论,认为这些选择和决策至关重要。我也对个案进行单独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我所考察的是,一旦做出选择,制度如何开始固化,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对每一个国家都进行了单独分析。研究者必须使用证据。我想论证某个时期、某些事件、某些选择构成了关键时点。这种推论有可能是错的。李钧鹏:《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并没有明确使用您在第一本书中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那么,有没有可能以路径依赖理论重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马奥尼这肯定是有可能的。显而易见,那本书的论点是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对这些国家将来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200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报》上的文章是这一论点的早期版本,而那篇文章正是以路径依赖为理论框架。一本书的作者永远面临一个问题:只能在绪论里谈论有限的内容,必须在构建理论框架时有所取舍,而不能面面倶到。我下定决心,不让这本研究多国家、长时段的书篇幅过长,所以在理论和理论论争层面,我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发展的制度解释,尤其是阿西莫格鲁(Acemoglu)、约翰逊(Johnson)和罗宾逊(Robinson)。另外,如果把路径依赖和关键时点理论吸纳进来并展开论述,就需要半章篇幅,整个章节就会过于臃肿。所以,我没有明确采用关键时点与路径依赖框架,也没有卷入相关争论,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争论更为重要,尤其是和经济学家的争论。◆◆制度分析◆◆李钧鹏:在《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中,您把自己的制度分析称为“分配论”(distributional approach)。这个词是不是意在与其他理论取向区分开来?马奥尼 是的,我想把它和制度协调论(coordinating view)区分开来。制度协调论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的制度观。主流理论认为,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有其职能,尤其是协调人的行动,使它变得可以预期。也就是说,行为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协调了我们的行为,这被称为协调机制。我对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认为制度的首要职能在于分配资源,而资源的分配尽管常常能起到协调行为的作用,却并不必然如此;当制度起到协调作用时,原因是它们的分配作用。所以我想强调制度的分配职能。制度分配论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考察冲突,而制度协调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制度分配论假定了冲突的存在。李钧鹏:您与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合编了《解释制度变迁》,该书作者皆为政治学家。这是因为政治学对制度分析的贡献大于社会学吗?马奥尼不,不是因为这个。一部分原因在于凯瑟琳是政治学家。我们希望推动制度研究,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界的发展,所以挑选了一些这一领域的政治学新秀,希望借此展示最新、最出色的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李钧鹏:社会学对制度分析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制度分析又给历史社会学带来了什么?马奥尼 我主要从比较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待制度分析。这个领域既有政治学家,也有社会学家,所以我很难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严格划分开来。许多制度分配论者同时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例如,在制度分配论方面,西达·斯考切波和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对我影响巨大,而他们和我都跨界政治学与社会学。在社会学内部还有一些更具文化色彩的制度主义者,有点像约翰·迈耶(John Meyer)的制度主义,但文化元素更多。他们的视角同样很有帮助。我在书里没有详细讨论这一学派,原因不过是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和持制度协调论的经济学家的论战上。关于制度分配论,我要强调一点,制度归根结底是规则,而规则归根结底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所以,我所倡导的制度分配论与将制度视为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s)的社会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对我来说,制度是内嵌在人的思维中的规则系统。◆◆学科发展◆◆李钧鹏:另一个关于边界的问题,您觉得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还是说根本不存在或不应存在边界?马奥尼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有边界,但边界肯定存在,而且边界很清晰,因为历史学家并不太关注比较历史研究者,不管是社会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甚至连经济学家都不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比较历史研究者对理论很感兴趣,经常卷入理论争论,而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运用历史材料与个案。历史学家觉得比较历史研究的分析性过强,认为他们缺乏历史材料的客观叙述。他们并不太喜欢只用二手材料而非原始档案的研究,比如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研究或者我对殖民主义的研究。我和斯考切波的书几乎都是完全以二手材料为依据。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研究被我们这些比较历史研究者拿来作为原始材料或数据。对于他们来说,新的思想和洞见来自发现新的材料或者对旧材料的重新挖掘。而对于我们来说,新的洞见与思想往往来自比较的逻辑以及理论的分析。李钧鹏:比较历史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的关系是什么?马奥尼在我眼里没有区别,我觉得完全一样。有人可能会觉得历史社会学的涵盖面更广,但我觉得这一点现在未必成立。随着学科的发展,二者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在我看来,大多数自称为历史社会学家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们是比较历史研究者,反过来也一样。李钧鹏:《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出版后不久,亚当斯(Adams)、克莱门斯(Clemens)与奥罗夫(Orloff)主编了另一本很有影响的《重塑现代性》。该书被许多人视为《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主义替代品。您曾批评过该书主编对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划分和描述。您的立场现在有所改变吗?马奥尼没有改变。我认为只有两波历史社会学。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历史社会学的奠基者。之后,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叶,帕森斯(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界一统天下,历史社会学则退居后台。到了巴林顿·摩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查尔斯·蒂利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那里,比较历史研究呈现出复兴态势。我认为,当这一波回潮出现时,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直包罗万象,所以把它视为从20世纪60年代左右延续至今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更为合适。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将历史社会学分为三波,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想凸显历史社会学内部的解读或文化派系。当然,全书整体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如果你比较一下两本书的绪论,就会发现她们的绪论侧重于理论,而我们的绪论更关注方法。这可以说是比较两本书的一个视角。李钧鹏:您是否将《重塑现代性》与《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视为历史社会学的两种对立取向?马奥尼我不知道二者是否对立,但它们的侧重点确实不同,至少绪论部分是这样。他们的绪论主推文化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内部的解读性研究;我们的序言更关注明确的因果分析,尤其关注如何基于史料进行因果分析。李钧鹏:《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出版于10年之前,你们当时似乎对历史社会学的前景颇为乐观。今天您如何评价这一领域?马奥尼我觉得历史社会学依然势头强劲。社会学的一个趋势是文化社会学突飞猛进,这相应地促进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许多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历史社会学家同时是文化社会学家。所以历史社会学方兴未艾,并内嵌在文化社会学的主流之中。石桥(George Steinmetz)、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朱利安·戈(Julian Go),这几位都是历史社会学家,但同时也是主流社会学家。所以我对历史社会学的前景感到乐观,认为具有历史色彩的研究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将逐步扩大。我更担心它在政治学界的发展。李钧鹏:怎么说?马奥尼我担心实验法的兴起以及对前沿方法的追逐会使历史研究边缘化。比较历史分析跟势头正盛的文化社会学很好地融汇在了一起,但它很难跟政治学中的实验法和计量方法完美地融合。所以,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政治学的主流力量有可能把比较历史研究推向边缘。如果要推动比较历史研究,我现在会更担心政治学,而不是社会学。李钧鹏:我几个月前曾和埃德加·凯泽教授聊过。他对历史社会学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这一领域面临困境。例如,研究经费大量流向应用政策研究而非历史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不如三四十年前更富有激情。您怎么看?马奥尼 你别忘了,当比较历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它是带着使命的。它从边缘地带兴起,有其明确的论敌,特别是剥离了历史维度的结构功能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韦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它与帕森斯主义者展开了规范性的论战。到了今天,历史社会学已成为建制的一部分。它还算不上建制里的领袖,更不是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但它已步人成熟。当一个研究取向步入成熟时,它多少会变得瞻前顾后,也会丢掉一些激情。李钧鹏:您曾探讨过知识积累问题。您如何评价历史社会学或比较历史分析的知识积累?马奥尼我在2003年写的书里有一章谈论民主和威权主义,那篇文章界定了知识积累,并阐明民主与威权主义研究如何做到了知识积累。我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在过去的10年一直持续着知识积累。你如果看一下那本书所涉及的主题,例如民主、社会福利、革命运动,你会发现许多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供新的洞见和信息,所以知识积累程度很高。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如果你看一下革命和内战的文献,你会发现比较历史研究举足轻重、贡献卓著。国家政权的起源和建设同样是比较历史研究深耕细作的领域。在我关于殖民主义一书的绪论部分,我简单谈了一下比较历史研究在发展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我认为比较历史研究在很多领域都体现了知识积累的特性。这不是说唯有比较历史研究才这样,或者比较历史研究在所有领域都这样,但比较历史研究确实对许多极为重要的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李钧鹏:所以您并不十分担心历史社会学的知识积累问题?马奥尼并不。我觉得知识积累正在进行中。李钧鹏:熟练的语言是不是好的历史社会学的必要条件?马奥尼这要看研究问题是什么。《国家与社会革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经典之作,也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但西达•斯考切波并未掌握这本书所研究的所有国家的语言。我觉得这没有问题,这仍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她问的问题极为重要。如果研究的问题更细,需要研究者深人田野或者阅读相应语言的文献,那么掌握语言就是必需的。◆◆结语◆◆李钧鹏:您对有意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年轻学子有什么建议?马奥尼我的建议是找几本你真正热爱的书,密集且深人地阅读,尝试理解这些书在研究什么,熟练掌握相关内容。然后考虑你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感兴趣的问题,看看这几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能否适用于你的问题和主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考虑需要做哪些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李钧鹏:您如何评价自己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马奥尼 在经验层面,我试图提升我们对民主、威权主义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情况。在理论层面,我试图加深我们对制度变迁、制度效应、路径依赖以及关键时点的理解;我在能动性与结构方面也有所研究。在方法层面,我试图将历史个案数量有限时进行有效因果推论的研究工具加以改进。李钧鹏:您目前从事什么研究?马奥尼我现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在方法层面,我在研究如何将集合图(set diagrams)用于质性的比较历史研究;在理论层面,我在研究什么因素导致快速的制度变动,什么因素促成缓慢的制度变迁;在经验层面,我正继续自己在殖民主义方面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问题是殖民主义如何影响了不同欧洲殖民国家的相对发展水平。关于对话中提到的几本著作:《塑造政治舞台》参见: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f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内嵌的自主性》参见:Peter Evans.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参见: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两种传承》参见:Gary Goerz and James Mahoney. 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参见: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参见:James Mahoney. 2010.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Spanis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解释制度变迁》参见: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2010.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保卫士兵与母亲》参见:Theda Skocpol. 1992. Protecting Soldier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重塑现代性》参见: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eds.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国家与社会革命》参见:Theda Skocpol.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献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辑)》2018年。Political理论志出品 欢迎以任何方式转载编辑 | 小梧桐责任编辑 | 李致宪 阿虎我们期待政治学与社会学人投稿|关注|分享|加入「热爱生活,热爱中国。」含情脉脉地摸索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原标题:《詹姆斯•马奥尼 (James Mahoney)| 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阅读原文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1收藏我要举报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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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31-1063/F

创刊于1979年,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管理类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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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理论研究进展评析

尹贻梅, 刘志高,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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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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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年 第 33 卷第 08 期, 页码: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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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路径依赖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路径依赖理论,明晰路径依赖的基本内涵,总结其主要的理论贡献。本文首先分析了路径依赖研究兴起的背景以及路径依赖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应用,然后简单介绍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内涵及理论贡献,最后分析了路径依赖概念所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路径依赖; 路径创新; 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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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贻梅, 刘志高, 刘卫东. 路径依赖理论研究进展评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33(8): 1–7.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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