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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1851-1864年太平军建立的政权）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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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²开创者洪秀全行政机构参考太平天国官制军事制度参考太平天国兵制行省制度参考太平天国行政区宗教制度参考太平天国宗教服饰制度参考太平天国衣冠服饰历法制度天历目录1国号2历史▪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定都天京▪军事全盛▪天京变乱▪翼王西征▪东征苏浙▪天京陷落▪余部战斗3疆域4政治▪君权与神权的结合▪政治纲领▪官制▪爵位表▪理论纲领▪保举与黜陟▪司法5军事6外交7经济▪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发行货币▪物资分配8文化▪衣冠▪教育▪歌谣▪节日▪历法▪建筑▪书籍9影响10败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其他原因11评价▪名人评价▪国民党评价▪肯定功绩 大力赞扬▪否定和批判思潮泛起12纪念13艺术作品国号播报编辑太平天国的国号，由中国传统的天下太平的理想与基督教教义中的“天国”观念相结合而产生。“太平”或指时世安宁，或指岁谷丰登，总之为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之意。 [64]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即萌发“太平”思想，并欲将“太平”作为奋斗目标。1843年，洪秀全作《原道醒世训》，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描绘了一幅蓝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篇末附七律一首，末句云：“各自相安享太平”。1851年1月11日，参加团营的两万余太平军将士“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天国”二字写法均特殊。“天字必长其上划”，国则去“或“从“王”，作“囯”字，谓王居中。 [2]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途中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在文告列衔“太平天国”之上冠以“真天命”三字，表示太平天国真正受于天命，以后遂成为制度。"真天命”三字，实为太平天国文告之格式，而非国号之一部分。至后期，洪秀全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真天命”字样便逐渐不见。 [2]1861年1月26日，洪秀全忽下诏改国号：“今改为上帝天国，普天一体共父皇，自今玺印通改刻，上帝天国更荣光，玉玺改上帝天国，各印仿刻顶爷纲”，这是太平天国第一次下令改国号。 [2]1861年2月17日，洪秀全再次颁布改国号诏，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与第一次改国号为“上帝天国“比较，这一次保留了“太平”二字，改“上帝”为“天父”，并列入“天兄天王”四字。 [2]新国号推行以后，文告开头“真天命”三字废除不用。惟翼王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不受天王洪秀全节制，仍一直沿用原国号，直到兵败大渡河。 [2]因清朝推行剃发易服，太平天国则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蔑称其为“长毛体贼”、“毛贼”、“发贼”、“发逆”等等。又因天国领袖洪秀全为广东花县人，广东简称粤，故清廷当局亦蔑称其为“粤贼”、“粤匪”、“粤逆”、“粤寇”等，而太平军则蔑称清廷为“清妖”、“胡妖”等。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历史播报编辑参见：太平天国运动金田起义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3]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3]同时，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本来就地瘠民穷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 [3]鸦片的输入，导致清朝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发生了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捻军、陕西回民起义。 [3]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 [3]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4]金田起义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 [5]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 [6]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 [4]后改称天王。 [7]永安建制参见：永安建制天王洪秀全雕像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 [8]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 [9]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 [10]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政府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定都天京参见：太平天国都城、太平军北伐天王府遗址模型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11-12]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12]军事全盛参见：太平军西征西方人描绘的太平天国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天京变乱参见：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金殿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 [13]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 [14]天京模型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14]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 [15]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 [16]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 [17-19]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20]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 [68]1859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 [21]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22-23]翼王石达开塑像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 [24]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处死，余部坚持战斗。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东征苏浙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示意图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25]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 [26]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基督教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自此淮军与金陵湘军联络畅通无阻也。天京陷落天京保卫战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 [27-29]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李秀成自述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30]余部战斗参见：捻军捻军高楼寨大捷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侍王李世贤部自江西挺进福建，攻占漳州，经营闽南，1865年4月失利。谭体元部队向广东方向突围，在1866年初于广东梅州被肃清。 [26] [31]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投入捻军，于1865年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继续对抗清军直至1868年。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 [32]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33]1874年在太平天国灭亡十年后，隐匿多年的后期主要将领杨辅清在闽谋划复兴太平天国。被马融和所察，在晋江被捕，押解福州被闽浙总督李鹤年下令凌迟处死。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太平军将士及其亲属为躲避清廷迫害，流亡海外。他们远涉重洋，足迹遍布拉美及太平洋部分岛屿。在海外发现了不少太平军将领使用过的佩剑和国内现已十分罕见太平天国时期铸造的纪念金币。太平天国运动(1851-66)（图册参考资料 [63]）疆域播报编辑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广东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 [31]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北三省，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到过的省份分别是： [34-35]名称首府备注江南省首府为天京又称天京省，今南京周边地区。 [36]安徽省首府为安庆-江西省首府为九江-湖北省首府为武玱，即武昌-天浦省-仅含天浦一县，即江浦县。苏褔省首府为苏州，即苏南东部“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桂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但证据不足。 [37]浙江天省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湖南省--福建省--河南省--珊东省-即山东珊西省-即山西罪隶省-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分地区。广西省--广东省--芸南省-即云南四川省--桂州省-即贵州陕西省--甘肃省--奉添省-即奉天，今辽宁吉林省--乌隆江省-即黑龙江伊犁省-新疆政治播报编辑参见：太平天国政治制度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和耶稣的指示。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 [38]西方人绘画的洪秀全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是政权的代表。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但却没有天父或天兄附身下凡、代天父或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当东王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就是天父皇上帝，就是最高神权，天王须跪在东王之前，俯首听命。从上帝教理论和教义说，只要东王愿意这样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前期确实表现出神权政治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就是东王握有神权，而天王为一国之君，东王所掌握的神权却凌驾于天王代表的政权之上。 [38]东王府则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设尚书，每部尚书12人，共达72人之多，分掌国务；六部设承宣，共24人，主发号施令。东王府事多权重，有时一日颁发诰谕达300件之多。东王实际执掌最高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和各种猜测。如向荣于1853年六月在《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或云系刻木偶为之，实无其人。”又如，1854年6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访问了天京，他们认为东王已“窃踞上帝的传言人和神使这样一个如此有权势的地位”，并“使他的君主仅仅成为一个傀儡国王”。东王给麦都思等人的答复也未能消除关于“太平王”的存在和及其是否在南京的普遍的疑问。麦都思并认为：“显然，东王在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体系中是原动力。”张德坚也说：杨秀清“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所谓“虚君制”的说法正表明这一关键点，即东王既掌握着最高神权，又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政权，神权与政权合一，掌握于一人之手，就实质而言，太平天国前期又确实表现出非神权政治的特点。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2张)《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而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官制参见：太平天国官制爵位表参见：太平天国诸王名单前期七王表爵号姓名袭爵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天王五子洪天佑承嗣，称幼东王九千岁，天京陷落后，下落不明。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西王长子萧有和袭爵，称幼西王八千岁，天京失陷后，突围至湖熟镇牺牲。前导副军师南王冯云山西王二子萧有福承嗣，称幼南王七千岁，天京失陷后，突围至湖熟镇牺牲。后护又副军师北王韦昌辉以罪诛，爵除。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无记载。燕王秦日纲以罪诛，爵除。豫王胡以晃豫王长子胡万胜袭爵，称幼豫王强千岁。前期侯爵表爵号姓名备注顶天侯秦日纲1854年封燕王靖胡侯林凤祥追封求王定胡侯李开芳追封请王平胡侯吉文元追封祝王剿胡侯朱锡锟追封抚王灭胡侯黄益芸追封曾王护国侯胡以晃1854年封豫王兴国侯陈承瑢后改佐天侯卫国侯黄玉昆后改卫天侯，追封义爵镇国侯卢贤拔杨秀清亲戚，后期事迹不详。补天侯李俊昌后改名俊良，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赞天侯蒙得恩1859年封赞王襄天侯林大基杨秀清甥婿相天侯黄期升后封助王匡天侯黄维江杨秀清姊夫助天侯刘绍廷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翊天侯吉成子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卫天侯曾锦谦-后期重要王爵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玉玺参见：太平天国木玺、幼天王洪天贵福玉玺、洪秀全金印、天王玉玺洪秀全玉玺理论纲领参见：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外，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他其实对基督徒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三及第”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保举与黜陟参见：天试、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状元榜太平天国的各级职官，分为朝内、军中和地方乡富三种。规定每年一保举，三年一升贬。司法《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设“典刑法”官二人，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不过，民间凡有民刑讼事，开始还是由两司马调理，如不能平息，则逐级复审。军事播报编辑参见：太平军、太平天国兵制、太平天国铭文铜炮太平天国的军队号称太平军，1850年7月为洪秀全所建立。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各级指挥将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5人。 [39]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 [39]太平天国在从广西转战到南京期间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支太平军的余部远渡南美洲。外交播报编辑参见：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立即引起了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关注。太平军攻克南京，正式建立起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在华各条约列强万分震惊。面对这一陌生的政权，它们出于维护和扩大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考虑，迫切需要了解太平军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应对之策。1853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有一个先后的步骤。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对外的方针政策。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他也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要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他预定在把清朝打倒之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40]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方面，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他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 [40]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伪中立对付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所望于外国资本义侵略者的正是要使他不与清朝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也就随着不同情况相应地去对付他。当时太平天国所进行的外交，正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针锋相对的外交战。 [40]太平天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坚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者的侵略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内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大错，还在与封建阶级作生死的搏斗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朝统治者已经通过打和拉的阶段，进入了军事合作。而就在这时候，狡猾的英国侵略者还到天京来，向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的秘密外交，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愿帮打倒清朝，否则把太平天国打倒的谈判。太平天国断然予以拒绝，立刻向上海进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断绝外交关系，以干戈相见。 [40]太平天国革命所处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特点，使其具有了和以往农民革命中所未有的与外国列强交往这一特点。太平天国在对外政策上经历了友好、冷漠、拉拢、退让、决裂等阶段，表明太平天国在坚持和维护一个独立政权所应拥有的主权和尊严。 [41]经济播报编辑参见：太平天国的农村经济政策圣库制度参见：圣库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就走过了头、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千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设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起，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捐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 [42]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 [43]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苦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为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而斗争。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纪律，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纪律之优良在农民起义中为人所盛称，特别在前期更是如此。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意义。圣库制在保卫天京和镇江等军事重镇中，起到了军民同甘共苦，民心稳固不懈的巨大作用。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私有制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客观趋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剥削者的美好幼稚的空想。如要求在实践中长期推行，无疑将会退到阻碍和破坏。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来看，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也绝不是《太平条规》中禁止私藏金银和天王诏令、东王诰谕中要求“公心和傩”的说教所能改变的。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正因为他们是农民，私有观念和发家致富的愿望是浓厚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因此，圣库制度在实施中，便遇到愈来愈多的主客观困难。它应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作合理的改革，把这种起义初期的供结制度转变成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但是，没有材料证明太平天国对此作出过重大修正，而是任其自流演变，最后终于被破坏和变质了。破坏圣库制度的，首先是太平天国领导阶层的封建特权思想和物质享受无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原则的一种破坏。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阶层中，封建享受思想何其浓厚。在韦昌辉的眼里，圣库何尝还有平均平等的公库原则，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私财和任意支配的内库而已，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像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土地改革制度，同时提及中央及地方政制，还涉及经济制度。发行货币参见：太平天国货币、太平天国花钱、太平天国大花钱、太平天国背圣宝太平军的货币除初期名称为通宝外，其余均称为圣宝。圣字取意于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纲领，故太平军的圣库、圣粮、圣兵等等多用“圣”字，钱币亦如此。根据实物，太平天国的货币主要分为四类：开炉祝语钱，通用货币，纪念币，镇库钱。 [44]此外，还铸造了一批镇库性质不能参与流通的花钱。其种类有四：小号大花钱、中号大花钱、特大号，其中特大号大花钱是中国最大最重钱币之一，仅半枚残钱就超过四市斤，重达2170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物资分配太平天国对农村的社会组织，按照太平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文化播报编辑衣冠参见：太平天国衣冠服饰、太平天国龙袍、太平天国黄马褂、太平天国红马褂、太平天国窄袖服、太平天国宽袖服教育参见：太平天国教育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礼拜堂兼学校。 歌谣太平天国歌谣是指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参与者所创作并积极传播的大量带有鼓动色彩的诗句。主要有客家山歌及江浙皖等地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作为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太平军将领立志、述怀、宣传、鼓劲的一种方式；表现了革命将士顽强的革命斗志及将革命进行斗争到底的决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赞颂之情以及对太平军将领的爱戴之情，民间歌谣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政治传播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45-48]节日参见：太平天国的六大节日1859年（咸丰九年）洪秀全在改历诏中规定：正月十三日为太兄升天节，纪念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上；二月初二为报爷节，答报上帝派洪秀全“斩蛇妖”之事；二月二十一日为登极节，纪念耶稣与天王洪秀全同在此日“登极”；三月初三为爷降节，纪念上帝初次俯身杨秀清下凡传言；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纪念杨秀清忌日；九月初九为哥降节，纪念耶稣首次俯身萧朝贵下凡传言。历法参见：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天历建筑参见：太平天国都城、太平天国王府、天王府、忠王府、英王府、辅王府、太平天国护王府、太平天国侍王府书籍参见：太平天国印书影响播报编辑洪秀全龙袍上的青天白日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其历史功绩可归纳为：1.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2.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3.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4.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另外据中国学者王晓秋和日本学者广泽吉平等人观点，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的深入，缓解了倒幕各藩的压力，促进倒幕运动的发展。对清朝而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廷倚赖由汉族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平乱有功，使清廷更加重用汉族，汉族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军权、财权下放，朝廷给地方大员招募的亲兵以国家军队的编制。朝廷权威下放到各军功大员身上，使权力格局大大改变。 [14]曾国藩、李鸿章等曾借助欧美外国人镇压太平军，见识过西方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49]太平军在两广及江南起事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及香港避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发展。 [14]败因播报编辑太平军帽箍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主观原因1、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他们提不出一个切实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目的不明确，大多是迫于生计，希望改变贫穷的经济地位。在定都天京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在后期，太平天国也有短暂的重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各军主将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机局势。中期的巩固大本营使领导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据《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记载，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势力，“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9月1日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部被杀。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11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2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全军覆没。2、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犯了兵家大忌。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后期作战，屡失良机。战略上存在重大失误。客观原因中外政府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1861年，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全部归曾国藩统一指挥。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专攻金陵（今南京）；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派左宗棠率领湘军的一部，进攻浙江。英法侵略者组织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前期的征战使领导阶层瓦解。据《中国近代史》第三章所说，在北上途中，南王冯云山于1852年6月3日中炮弹身亡，西王萧朝贵于同年9月12日负伤死去。太平军失去了2位重要的领导。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其他原因1、初期的封王，一开始就埋下祸根，东王占有绝对的军政大权，导致野心的扩大，想取代天王。领导者彼此的明争暗斗，不信任也是促成失败的原因。2、《天朝田亩制度》的共产化。像分配时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原则只适用于下层的农民、商户、士兵。对于上层领导人，每天是用几人共用的钱，吃几人共吃的东西，穿的、住的都比下层人民好许多。体制的不均等性也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3、统治者日益腐败，脱离民众。据《中国近代史》上记载：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工，“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4、又据《太平天国》记载：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评价播报编辑名人评价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 [50]“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 [51]“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52]“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53]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 [54]“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55]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已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56]胡适和郭廷以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 [57]郭廷以的情况则较复杂，他早年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早期元老大都以太平天国后继者自居的大环境影响，称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将“革命”一词置于“变乱”之前，到台湾之后观点出现重大改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简又文称赞太平天国政治先进、爱护民众、军纪严明，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上，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英国学者柯文楠（C. A. Curwen）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 [58]卡尔·马克思：“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唐德刚认为“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是在他们（洪秀全等）一知半解，即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曾国藩在诗中曾有细述“一人被掳挑担去，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种种苦情说不完，说到阎王也心酸”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挑着挑着，一头就栽倒下去，没有了呼息，再也不能站起来，同伴就踩着他的尸身过去，眉头也不皱一下。对于挑夫的悲惨下场及对其家庭的破坏，太平军将士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洪秀全口口声声说建立“太平天国”，“天国”，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59]胡锦涛：“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这些斗争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这些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国民党评价参见：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 [30]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以太平天国影射中共，台湾基本上没有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总而言之，台湾方面对太平天国褒贬互现，贬多于褒，其中就以女权方面形式上的伸张、形式上对清廷的不服从、民族利益为本、为理想而奋战的精神、禁烟酒毒赌的评价最高；对男女馆严防、神权统治、封建制度、内讧残暴、破坏民间信仰与儒家文化的评价最差；经济改革、兵民合一的国防制度评价为持平中立。肯定功绩 大力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承认并认同洪秀全的先进阶级领导下农民起义，推翻清王朝的运动，因而受到中国共产党官方重视，在1951年太平天国建立百周年，人民日报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另外并认同其提倡四大公平的革命运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其中一个浮雕就是以金田起义为题材的。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 [30]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1.太平天国是在旧农民战争条件下的反对西方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伟大的爱国农民战争。2.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3.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4.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5.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6.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不会默默挨打，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7.在十九世纪中叶，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人民英雄纪念碑金田起义浮雕否定和批判思潮泛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人民解放”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 [30]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 [60]，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 [61]，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天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 [62]。纪念播报编辑苏州忠王府江苏省现存太平天国遗迹有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仅余石舫）（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南京）、太平天国忠王府（苏州）、太平天国护王府、太平天国戴王府、太平天国志王府（常州）等。浙江省太平天国遗迹有太平天国侍王府（金华）、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等。安徽省有太平天国英王府（安庆）等。广西太平天国遗迹有金田起义旧址、太平天国封王旧址等。1951年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10月1日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迁至瞻园路128号（馆址曾为东王杨秀清住处、幼西王萧有和王府），1961年1月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馆藏历史文物2140件，一级藏品33件套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图书。洪秀全故居洪秀全在广东以前居住的房屋在金田起义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房屋墙基后重建。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洪秀全故居于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1月对外开放的洪秀全纪念馆，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华路52号。该纪念馆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平方米。内有文物70余件，图片238张。艺术作品播报编辑《太平天国》，1988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45集。1990年代广东电视台曾拍摄电视剧，现存资料不详。《太平天国》，2000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共46集。《投名状》，香港电影，2007年首映。《巾帼枭雄》，2009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25集。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农民起义战争）_百度百科

运动（清末农民起义战争）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上选择浏览（共3个义项）展开添加义项太平天国运动播报讨论上传视频清末农民起义战争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新时代农民起义战争的特点。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的高峰。 [23]中文名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间1851年 至 1864年参战方清军，太平军主要人物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结    果天京失陷，运动失败主要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目录1背景2历程▪金田起义▪永安建制▪突围北上▪定都天京▪出师北伐▪领军西征▪天京事变▪防御战3结果▪天京失守▪余部斗争4影响5评价6争议7失败原因▪丧失斗志和指挥失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腐败严重▪其他背景播报编辑洪秀全雕像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平均每年流出白银1000万元），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兼之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 [2]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 [3]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清朝统治者对广大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十分严酷；又加以天灾人祸，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终于在道光三十年末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5]历程播报编辑金田起义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1851年1月11日 [7]，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清廷闻讯，调集兵力进行“围剿”。永安建制太平军向东南发展受阻后转至武宣。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月16日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9]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进军永安图突围北上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岳阳），建立水营。 [10]1853年1月攻下武昌，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 [11]定都天京太平军攻占江宁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 [11]太平天国金殿出师北伐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太平军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河北）长驱北上，于1853年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 [12]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时，才考虑派军增援。 [10]1854年2月4日，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 [10]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 [12]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太平军北伐图 [13]领军西征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 [10]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1855年1月，兵锋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 [12]1855年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 [10]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 [12]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 [15]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 [15]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自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太平军西征前期形势图天京事变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 [3]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 [3]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防御战此时，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高潮，加之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 [12]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 [3]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1858年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此时，湘军自湖北两路东犯，南围安庆，北攻庐州。湘军悍将李续宾率5000之众于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得报，约李秀成等部先后赴援，在三河外围全歼李续宾部，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三河大捷形势图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攻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 [15]太平军东征苏南形势图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 [3]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 [3]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 [12]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兵锋直逼常州。 [3]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 [3]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 [3]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结果播报编辑天京失守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 [12]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余部斗争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 [15]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玕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 [15]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带领下，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梅州）被清军击灭。 [15]远征陕西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回救天京途中，于1864年11月在湖北、安徽境内为清军所败，余部由赖文光率领与捻军合编，坚持反清斗争，直至1868年失败。影响播报编辑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图册参考资料 [24]）评价播报编辑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实质，最后遭到内外镇压，陷于失败。争议播报编辑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史学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种：第一种，认为是一场旧式农民革命。如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太平天国期间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群众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群众。”因此，“太平天国是旧式农民革命的顶峰。” [19]第二种，认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如郭毅生在《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太平天国革命无可非议的是农民战争，以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但它爆发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崛起于经济较为发达、中西交通频繁的两广，“此时社会各阶级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已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农民，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农民以外还有新兴的市民等级，这一社会力量投入革命斗争中，成为其核心和骨干。”如“杨秀清、萧朝贵、秦日昌等人便是无产阶级分子杰出代表”（此等人作者认为属于市民等级，编者注）。“因此，就不能不使得太平天国革命具有了迥异于以往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其中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专制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便带有较为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19]失败原因播报编辑丧失斗志和指挥失误过早建都丧失锐气。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在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20]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 [21]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20]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20]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20]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20]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20]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 [22]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20]腐败严重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20]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20]杨秀清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眼光的，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20]其他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 [20]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聊聊近代战争史-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过程和失败原因 - 知乎

聊聊近代战争史-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过程和失败原因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聊聊近代战争史-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过程和失败原因菩提社区“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战争与和平是一直贯穿人类历史的主题之一。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近代清朝战争史《太平天国运动》。整个清朝的历史如果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段就绝对是不完整的，清朝后期，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差一点就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当然，差的这一点却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阻碍。太平天国运动过程开端：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并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发展：金田起义。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高潮：1953年3月太平 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5月石达开与秦日刚会师天京，参加天京解围战，大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结束：天京事变：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后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结果：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无一降者。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失败原因第一，根本原因是因为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无法提出一个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其“耕者有其田”等纲领没有超越小农意识的局限，带有一定的空想性。第二， 指挥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犯了兵家之大忌。第三， 客观上来说，太平天国运动遭到了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第四， 统治阶级的宗派思想以及特权思想的膨胀。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第五， 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转变为封建迷信。总之，太平天国运动向世界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斗争能力以及不服输的精神，但因其阶级的局限以及在斗争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运动最终的失败。-END-发布于 2020-07-23 17:20历史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赞同 117​​4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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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 知乎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中国历史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太平天国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相关问题补充 如何客观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498828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显示全部 ​关注者1,181被浏览1,006,519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4 条评论​分享​128 个回答默认排序搜粟都尉赵过个人专栏：明末清初风云录​ 关注太平天国本身是一次相对典型的古代农民起义，即王朝末期，人口增长但土地兼并严重，政治腐败加重，底层人民进入无法生活的境地。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揭竿起义。起义领导人与以往一样，有不入流的知识分子，有地方大族，也有纯底层上来聪明干将。之所以和以往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同，是因为恰好处在中国被动进入近代的时间里，所以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的介入，所以称为有了反帝的意义。许多人质疑太平天国是否属于反帝反封建运动，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太平天国并未提出比清政府更先进的理论和行为，虽然清政府是封建，但太平天国的封建程度并不比他轻。二是战争带来极大破坏，并没有让底层人民生活幸福，反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三是太平天国使用的拜上帝教，俨然邪教化的基督教，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和邪教特征，是否让其比坚持儒家思想清政府更不正义？其实，如果抛去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时期，着重看待太平天国作为古代农民起义的一面，这三点都不是问题。毕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整个大清国从皇帝到百姓，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时间已经进入近代，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具备古代农民起义的普遍特征并不奇怪。第一，传统的农民起义本就不可能有更先进的理论。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因为对压迫的反抗具备正义性，但不代表农民阶级有提出更先进生产关系的能力。所以农民起义的结果往往是起义领袖最终向新的封建统治阶级靠拢而结束。第二，古代战争尤其是农民起义的破坏性本就是巨大的。一是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暴增导致粮食的不足，所以战争过程中，必然伴随大量的人口死亡，才能保证双方军队的口粮；二是古代环境及生产力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对人生命的漠视度，古代许多改朝换代，人口伤亡超过一半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第三，能够搞大规模行动，从来不是老百姓生活不了一哄而起就可以的，造反的关键是组织而不是个人。而在古代的农民起义而言，最主要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本就占据大量人口甚至军队的大族牵头，通过原有的力量组织；二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前者多出现于地位较高的人牵头造反情况，尤其多出现与唐宋以前世家大族存在的时候；后者多出现与地位较低的人牵头造反情况，从黄巾起义（如果不算陈胜的鱼腹书的话）持续到义和团。对于普通农民来说，知识严重匮乏，纪律整理难度大，所以在古代起义时候往往通过宗教才能较为有效地组织。细数历代农民起义，大部分都多少有宗教参与。而古代宗教用今天眼光看，几乎都可以列入邪教范畴了。所以太平天国的这种行为并不特别。这里插个观点：组织活动是一个难度极高的行为，但也往往是普通人容易忽略的行为。在古代尤其困难。历代农民起义，除了明末起义外，几乎都要么通过本身就有钱有人的地方豪强、军队将领至少也是大家族模式，要么就得通过宗教模式，因为除了这二者，想在官府眼皮下去串联、准备、统一指挥，几乎是天方夜谭。一直到了近代的革命党，才算勉强脱离了这两者，有了用新理论组织的情况。但是细看革命党的组织，除了利用会党（带宗教性质）或军队（军队组织）这种本身就有组织性的势力外，真正自己的组织行动往往局限在小几百人以内。也正是后来共产党组织能力太强了，让人有了种错觉，觉得正常组织就该这样，宗教组织是落后的。其实，人家用宗教组织不过当时最常态而已。所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典型的古代农民起义特点，有反封建一面，也有无法提供先进生产模式造成巨大破坏一面。今天我们回头看知道1840年以后是近代史了，但在咸丰元年，人们普遍认知还停留在古代情况下，不能要求太平天国运动有更先进的行为。直到后期，帝国主义力量介入后，太平天国运动才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而他们的选择又增添了反帝一面。事实上，中国真正能称作近代农民运动的，得到义和团了。义和团的行动规模、目标和纲领，才和传统的古代农民运动有着鲜明区别。————————7.10补充————————解释评论区提出的两个问题。1.太平天国是不是比清政府更残忍？整体而言，这么说是不对的。固然从后来描述看，太平天国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情，但首先要求清楚，今天看到的资料大部分是胜利者写就的。太平天国从武汉到天京是杀戮不少，但曾剃头难道就是浪得虚名？只不过清廷胜利了，所以可以在后续记录中回避自己的杀戮，把所有脏水都泼向对方而已。无论湘军、八旗军还是绿营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一样，都是标准的旧军队。拿今天习惯了现代军队的眼光去看旧军队，基本都超出我们可能想象的下限，或许比许多人能想到的土匪还过分。事实上，古代就有说法“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这真不是胡说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战争的惨烈。一旦战争打响，本身就注定许多战场伤亡和更多的战场下伤亡。自古以来，许多农民起义显得格外惨烈，还是因为起义的原因就是缺少粮食要饿死了造反。但是，一旦战争打响，军队需要更多粮食，从事生产的人又大幅减少，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大量人口死亡来解决问题。所以说，造成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归咎为起义农民。农民不起义，固然不会有这么大面积伤亡，但意味着要求这部分最困难的农民要自己老老实实饿死。这个锅到底该起义农民背，还是政府背呢？2.为什么说义和团运动才主动有了近代特征？因为义和团时代终于有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义和团保留了大量农民起义特征，如被迫运动、自身愚昧、利用宗教等传统方式组织等。但是，义和团身处瓜分豆剖阶段的中国，已经被迫一定程度明白了现代国家概念，所以对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处理上有了不同。这种初步的现代国家概念是以往农民起义不可能具备的。编辑于 2017-07-10 11:13​赞同 711​​93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战神大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关注维皇大德日生，用夏变夷，待驱欧美非奥四洲人，归我版图一乃统；于文止戈为武，拨乱反正，尽没蓝白红黄八旗籍，列诸藩服千斯年。虽然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有各种毛病，但在那个被清朝镇压愚弄了两百余年，内外交困，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够“头裹红巾，剪辫蓄发，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实在是一件非常燃的事情。提前半个世纪向腐朽无能，罪恶残忍的清政府说不，提前将近一个世纪向外国列强，以及他们带来的鸦片和不平等条约说不，内诛清妖，外击列强，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事是比这更有意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不是随便上的，只不过他们失败了而已。想国父孙中山先生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会说出“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的唱词，大概也是为此吧。何况如果是从改变汉人奴才身份的角度来说，它已经成功了，随着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在山东高楼寨被遵王赖文光率领捻军击毙，从前那个压在汉族人头顶上随意杀戮的清王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将来东南互保以及辛亥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可它已经给清朝挖好了坟墓，由汉人引领的反清救国革命运动，才刚刚开始。编辑于 2019-01-11 16:37​赞同 86​​7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太平天国：将富庶的江南毁于一旦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将富庶的江南毁于一旦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太平天国：将富庶的江南毁于一旦2021-12-20 19:57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字号19世纪中叶，清朝迎来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起义波及了大半个东亚大陆，使得清王朝在十余年内失去了半壁江山。清廷为扭转颓势，进行了多面改革。而在太平天国一边，也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截然不同，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新式政治纲领。不过，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美好。当书里的天堂，开始不断投射到凡间，过去的海市蜃楼就不再那么美好。对于这点，江南地区的人民有着深刻的体会。江南的理想国英王李秀成 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性人物公元1860年5月，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成功捣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太平军连下常州、苏州，并进逼上海。他们还继续南下，攻占了剩余的江苏省南部地区和浙江北部、东部等地。太平军在这些地方设立了苏福省，以便统治江南的富庶之地。在苏福省建立之初，李秀成以安抚民众和恢复生产为目标，锐意经营。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难民问题，他发放粮食以及十余万串铜钱来资助他们。对于当地生产严重破坏的情况，亦用不足额收取赋税的方式缓解百姓的困苦。他令太平军张榜告示，不会侵犯乡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太平军之前往往对清朝官绅采取一概诛杀的处理方式。但李秀成却以仁政对待他们。这一系列的举措或多或少的缓和了当地的矛盾。也因此让苏福省为太平天国的国库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以至幼天王都夸赞道：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后期的太平天国基本上就蜗居在江南地区残酷的现实为建立人世间的天国而战的太平军乍看之下，在李秀成治理让江南地区摆脱了战争的摧残，似乎很快就会进入了美好的天国。但李秀成的部分理念，终归不能代表整个苏南地区实际的情况。尤其是李秀成的个人努力与属下的阳奉阴违，对比非常显眼。与李秀成不同，在太平军上上下下的眼里，江南就是他们新征服的军事占领区。他们并未以发展根据地的想法去经营当地，而是以享受、暴掠和欺压为目的，进行统治。这一点在攻陷苏州城时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平军攻破此城后，李秀成并没有如他自称的那样，以仁政对待城内居民。相反，他还放纵士兵奸淫掳掠，将市场商铺焚烧殆尽。以至于昔日繁华的商业都会竟无商贩交易，豆腐这样的日常食品甚至花费重金都买不到。纵使有一些商人逃过劫难，其价格也已是常人家庭无力承担。如火腿的价格飞涨了20倍之多。欧洲人笔下人口不多的天京城在这样一番肆意的摧残之后，太平军又害怕起来。他们担心城内居民继续消耗粮食，导致军粮供应不足。最后的解决办法，竟是毫无人性的将老幼数万人逐出城外，自生自灭。苏州城的残暴行为终归不利于太平军在当地立住脚跟。对此，李秀成有着清晰的认识。于是他给手下下令命令，要他们要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他自己也反复强调抚慰苏南人民，甚至不惜“舍死一命来抚苏民”。太平军对于当地人而言 无疑是一场噩梦但正如前文所说，李秀成的计划终归只停留在想法层面。在丹阳，太平军虽张榜告示绝不扰民，却仍加派捐税于民，横行霸道，以至于不堪忍受的当地居民冲破了十三座军营。在无锡，太平军再次上演了什么叫言而无信。秋毫无犯的告示贴出以后，仍结伴外出劫掠、奸淫妇女。分散于城市巷内的太平军更是见人便勒索钱财，对于闭门不出的人也不放过，直接破门而入，翻箱倒柜的搜刮。而在盛泽，太平军伙同当地地痞乡绅设立多项摊派税捐，设置关卡以勒索过往客。稍有不顺，便以锁链加身。种种行径，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说一套做一套。正在同清军作战的太平军虽说是下属的阳奉阴违造成了这个局面，但李秀成自己也并非无辜。同一众太平军首领一样，他也贪图享乐而剥削人民。在苏州城，他为修建府邸、花园而征发大量劳力和工匠，令其连年修建而不得休息。又在常熟建造行宫，令当地水木工匠疲于奔命。如此大兴土木，不但使江南的人民苦于徭役，还给了李秀成下属恣意妄为的绝佳机会。为了满足劳动力的需要，他们大张旗鼓的掳掠人口。在将他们掳走以后，更是恣意差使，稍有不满便以鞭打、刺字或者斩首来处罚。结果使得逃亡的人数骤增。对于这样的情况，残暴的太平军不予安抚，反而对抓获的逃亡者采取杀无赦的策略。太平军与清军的激战凋敝在长江上与太平军交战的清军水师在太平天国的暴力统治下，江南的经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诸多经济产业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商业。前文提到过苏州城，在城破时商铺被焚烧一空，商人无法正常经营。而各地的苛捐杂税又非常沉重，这些无疑都沉重的打击了商业的维系。不但如此，太平军还将黑手伸向了常见的贸易流通之中。在盛泽等地，太平军每隔10里便设置一道关卡对往来客货抽取关税，导致商人只有20%到30%的货物可以过关，物价因此翻倍。如此种种，不但深刻的影响着苏江南区的商业发展和维持，还间接影响到了上海的对外贸易。由于太平天国掌控的苏南、浙江东、北地区贸易凋零，运转不通，而太平天国对上海的攻击又迫使当地的海关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外夷的商船可以毫无阻拦的往来于上海各大口岸。上海的商旅们对内销售无门，对外却可以获得免税的销路，结果导致上海的对外贸易大幅增加。一时之间的盛况，竟让后人产生太平天国治下的上海商业发达的假象。太平天国时期前后的上海县城与租借如果说商业对于江南来说只是缓慢的凋零，那么农业的破坏就是立竿见影的悲剧。尤其是明清以来，当地以鱼米之乡而闻名，供养了庞大的人口，供应了大量的农业产出。而这也就意味着江南的农业，是统治者不能不重视的事情。对于这一点，太平天国并非没有认识，甚至相比清廷还更为清晰。早在起事之初，太平天国为了安抚并取得农民的支持，就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解决农民积压已久的怨恨和矛盾。但悲哀的是，忙于劫掠、盘剥的太平军早就将《天朝田亩制度》抛诸脑后。对于江南因战争而荒废的土地，他们从未有过组织、鼓励开荒的举措。而对于失修、堵塞的运河，也不管不顾。如此一来，江南荒废的耕地便日积月累，形成庞大的规模。江苏省地方志对此记载，苏属四府一州荒地不下二百余万亩，以镇江、苏州为最多。直到1869年太平天国已几乎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苏南的荒田仍有原来的50%--60%。破坏之大，可见一斑。太平军前期的对手 往往还停留在马格尔尼时代的水准这样的破坏，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减少。史载江南宜兴一带，有十里无人烟者。苏城之东，被贼至惨昆山耳，西则江阴耳，房屋十焚八九，人民十存一二。如果说这尚且是个例，甚至记载者的夸大之词，那么从1860年到1865年间的太平天国人口数量变化，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统治有多么残暴。据研究推断，苏南地区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人口损失足有1413万人，损失比例甚至达到了太平天国统治前人口的37%。虽说这么多人口损失也有战争中双方杀戮的因素，但是古代杀戮的效率是有限的，人口损失最多的还是对当地经济的破坏造成的饥荒和逃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太平军统治时的破坏是恐怖的，江南地区因为太平军的统治而凋敝。天国朝堂上的政教合一仪式地狱的终结反攻太平天国的清军所幸的是，太平天国在江南的混乱和悲哀统治，仅仅持续了4年。由于太平军并未积极备战，劫掠放纵的结果便是军备废弛。群众对天国的支持消极而无力。于是，在当地得不到支持的太平军，面对清军的反攻只能以不断的失败收场。接连的受挫促使将领们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比如，太仓的守将和常熟的守将就先后准备投敌。苏州的守将郜永宽在李秀成带亲兵万人离开后，立刻投降了清军，以至苏州被破。反攻天京城的清军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太平军的防堤上已尽是漏洞。因此在1864年7月，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被清军攻破，苏南各地均被收复。为建立“太平”的“天国”，而爆发的战争，最终还是在一片狼藉中被终结。然而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民来说，这并不是苦难的终结。在清廷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时，他们依然会被统治者加精盘剥。当太平军赶走了清朝统治者，当地人便迎来了更为残暴的统治。太平天国前脚崩塌，清朝的高压统治便又压到了人民的头上。各路高举复兴大清旗帜的民团兵痞最后，真正能拯救人民的，还是现代文明。无论是何衣冠，蓄发亦或留辫，都不过是一样本质的两个嘴脸。因为反满清而不加选择的站在他敌人一边，毫无疑问是肤浅而短视的，注定将要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原标题：《太平天国：将富庶的江南毁于一旦》阅读原文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1收藏我要举报#太平天国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太平天国 - 搜狗百科

- 搜狗百科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这次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864年8月，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网页微信知乎图片视频医疗汉语问问百科更多»登录帮助首页任务任务中心公益百科积分商城个人中心添加义项太平天国是一个多义词，您可以选择查看以下义项（共7个义项）：历史事件2000年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陈舜臣著历史小说1928年夏赤凤导演的电影1988年吕良伟主演TVB电视剧1996年吴念真导演的电影史景迁所著的历史小说太平天国编辑词条添加义项同义词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历史事件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这次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864年8月，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中文名称太平天国展开外文名称Taiping Kingdom of Heaven展开所属洲亚洲展开主要民族汉族、壮族展开主要宗教拜上帝会展开货币初为“通宝”后称为“圣宝”[2]展开军事制度参考太平天国兵制展开服饰制度参考太平天国衣冠服饰展开行政机构参考太平天国官制展开国家领袖洪秀全、洪天贵福展开简称天朝展开首都天京（南京）展开主要城市九江、安庆、扬州、镇江、苏州等展开官方语言汉语（客家话）[1]展开政治体制君主制展开行省制度参考太平天国行政区展开宗教制度参考太平天国宗教展开历法制度天历展开展开参考资料：1. 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2. 太平天国的货币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3.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编著.《中国近代现代史 上册》.中国近代现代史 上册.2006.4. 发生在“元旦”的中国近代三大著名事件风景网[引用日期2013-10-21]5. 论英国对太平天国态度的变化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2013-10-21]6. 太平天国时期英国的“中立”政策中国青年网[引用日期2013-10-21]7. 太平军与清军八年拉锯战:围困为何表现出色大河网[引用日期2013-10-21]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山东大学[引用日期2013-10-21]9. 台湾三军大学 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中信出版社.2013，ISBN：9787508637136.10. 张嵚.《不容青史尽成灰》.古吴轩出版社.2011，古吴轩出版社.11. 太平天国是如何崛起与灭亡的，为何会失败？？历史千年[引用日期2013-10-21]12. 论太平军余部在粤东覆没的原因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13. 中美关系福建省南安国光中学[引用日期2013-10-21]14. 流落海外的太平军余部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15. 论太平天国之兴衰英才网[引用日期2013-10-21]16. 太平天国是一次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革命运动凤凰网[引用日期2015-09-18]17. 太平天国政体与“神权政治”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2013-10-21]18.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沉重打击清王朝统治凤凰网[引用日期2013-10-21]19. 揭秘：妻妾三千的洪秀全如何走下神坛咸宁新闻网[引用日期2013-10-21]20. “古长城”山脊延数里 疑与太平天国有关腾讯网[引用日期2013-10-21]21. 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2013-10-21]22.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国劝学网[引用日期2013-10-21]23. 太平天国史卷三十四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3-10-21]24. 黄志开.《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广西广播电视大学钦州市分校.《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03期.25. 太平天国革命与土地制度变革中国改革[引用日期2013-10-21]26. 论太平天国歌谣与客家山歌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27. 试论民间歌谣的政治传播功能——以太平天国歌谣为例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28. 反对投降派的战歌——读太平天国歌谣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29. 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4-17]30. 走向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深深的足迹──太平天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引用日期2013-10-21]词条标签：清朝国家历史免责声明搜狗百科词条内容由用户共同创建和维护，不代表搜狗百科立场。如果您需要医学、法律、投资理财等专业领域的建议，我们强烈建议您独自对内容的可信性进行评估，并咨询相关专业人士。词条信息词条浏览：1313926次最近更新：22.05.25编辑次数：39次创建者：雪的世界突出贡献者：新手指引了解百科编辑规范用户体系商城兑换问题解答关于审核关于编辑关于创建常见问题意见反馈及投诉举报与质疑举报非法用户未通过申诉反馈侵权信息对外合作邮件合作任务领取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词条编辑词条 收藏 查看我的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投诉登录企业推广免责声明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编辑帮助意见反馈及投诉© SOGOU.COM 京ICP备11001839号-1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解密太平天国：从政权到制度，分析太平天国的弊病 - 知乎

解密太平天国：从政权到制度，分析太平天国的弊病 - 知乎首发于小豆图书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解密太平天国：从政权到制度，分析太平天国的弊病小孟德喜欢看书，更喜欢下棋。解密太平天国：从拜上帝会到天国政权汉有绿林赤眉起义、唐有黄巢起义、宋有方腊起义...似乎农民起义离不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集团。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又有怎样的不同？有学者认为，“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中国历史倒退两百年。”太平天国运动到底是一场怎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奇特，它到底怎样区别于其他农民起义运动？图为 太平天国铜币时代的便车 19世纪初期西方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政权逐渐深入影响中国（通过鸦片等方式）与唐末黄巢一样，洪秀全也是屡次考取功名不中。不同的是黄巢率众响应王仙之，洪秀全受基督教小册子影响创立拜上帝会。 基督教思想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后一直存在于中国国内，但是一直并没有实际影响中国主流的文化思想（儒教思想）与宗教思想（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拜上帝会需要信徒改信基督教可以说是实际上冲击了传统的儒教思想，是一次灭儒运动。图为 儒学创始人孔子 与传统儒教思想不同的是，这种基督教思想并没有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逐渐适应国内的情况（道教、儒教思想、佛教思想都经过了从民间到皇权的保护伞发展的三大发展过程逐渐适应国内情况）因此基督教在国内的人数基础与传教的力量都是相对匮乏的（基督教并没有像儒教有政府推动支持，在国内也没有大量的佛寺等宗教建筑传播思想文化）洪秀全光拿着小册子就想组织大规模信徒也是相当累的，这个时候需要有组织能力的人，冯云山出现了！图为 太平天国朝廷奇怪的首义六王 冯云山确实很有组织能力，短短三年就帮洪秀全组织了几千人。冯云山的频繁活动也逐渐引起地方政府的注意后来被捕入狱，而洪秀全也因为救他离开了传教的地方。一时半会没了领导的拜上帝会有一个自称拥有天父（上帝）下凡的能力出现了，这就是杨秀清。而萧朝贵作为洪秀全的军师，同样具备“天兄（耶稣）下凡”的能力。而传教需要经费打仗也需要买装备等等都需要，而家境殷实的韦昌辉正是初期的重要财政支撑。石达开正是打仗出色，也成为了六王中的最后一王。至此，首义六王的团队形成了。图为 首义六王坏就坏在杨秀清跟萧朝贵这两个人身上：杨秀清可以借助天父下凡僭越洪秀全的权力，萧朝贵也同样可以。在借助身份的情况下都是在洪秀全地位之上的（天父、耶稣），因此洪秀全只能听之任之。洪秀全虽然作为天王，但是很多时候还要受两位下属的牵制，可想而知权力的体制具有严重的问题。韦昌辉作为财政支撑一直想地位再往上爬，因此就造就了各种矛盾。图为 太平天国运动天国的弊病 著名的天京之变的原因就在这里。杨秀清借助“天父下凡”企图夺权，而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韦昌辉事情办完了还作风恶劣残害百姓导致众怒，洪秀全只能处决韦昌辉。因为萧朝贵跟冯云山早年逝世，因此除去天王之外，剩下的权力掌握在石达开身上。而多疑的洪秀全却处处牵制石达开，导致后来翼王石达开西进四川。自此首义六王只剩洪秀全一人，可以说首义六王权力体系的崩溃也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后续的李秀成、汪海洋再厉害也不能钻入六王的权力体系，可以说洪秀全吸取了教训。图为 东王杨秀清正是洪秀全抵制传统儒学的这一做法推行，导致传统的士族阶级不屑于加入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社会吸取新鲜的人才，致使农民运动缺乏知识阶层的支撑。失去知识分子支撑的太平天国运动犹如野蛮人跟清兵一样在作战，知识分子在维护清廷的同时也在为传统士族阶层的根基作保护。图为 太平天国运动再者，根据相关历史记载，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之后奢侈成性、等级制度比清朝还要森严。在某种层度上，这也算是天国运动内部的腐败所导致。图为 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天朝田亩制度在表面上抵制传统土地所有制，采用按照年龄的方法，人人绝对平等的方法分配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是由于抵制传统土地所有制制度，因此不可避免的触碰了传统地主阶级的利益。再者在产品分配上“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的做法也不可避免的促使农民成为太平天国的“佣人”，致使农民本身缺乏劳动积极性，不可不说这也算是天朝田亩制度的败笔之一。图为 天朝田亩制度发布于 2020-06-03 19:17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赞同 7​​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小

太平天国︱天国余部：遵王、瑛王、琅王的“后来”故事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天国余部：遵王、瑛王、琅王的“后来”故事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太平天国︱天国余部：遵王、瑛王、琅王的“后来”故事达昕（Marcin Damek）2021-04-30 10:47来源：澎湃新闻 ∙ 私家历史 >字号【编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7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共同邀请国内外学者撰写系列稿件，向读者介绍“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力。170年前的1851年，随着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引起中国内战。尽管初期取得了成功，后期太平天国力量渐渐衰落。1864年，清军将领曾国荃占领当时太平天国政治中心天京（南京市），洪秀全在围困期间因疾病而死亡。同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和其他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包括干王洪仁玕和忠王李秀成被捕。当我们谈论太平天国运动时，一般都是指1851年到1864年间。在历史叙事中，1864年便是“太史”的终结点。其实，不少学者对太平天国余党情况均有关注。本文就几位典型人物详加介绍，以飨读者。赖文光：最后的太平军人1864年南京陷落后，江苏、安徽和浙江省都有太平天国余军，其中一个统帅便是遵王赖文光，他的部队与捻军联系在一起。捻军从1853年以来与清军战斗，在1864年南京陷落之前，捻军与太平方合作，共同抗击安徽省的清军。1864年后，随着遵王部队到来，这种合作得到了加强。目前尚不清楚赖文光的部队与捻军合作程度如何。一些消息表明，赖文光被捻军认定为重要指挥官。曾国藩对遵王评价很高，他描述赖文光是“最重要的土匪指挥官”，这表明太平天国余部已成为捻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茅家琦先生认为，捻军并不认为赖文光的实力是重要的。（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第三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44-146页）无论遵王与捻军之间的合作如何，我们都能确定地说，赖文光的加入使得捻军起义持续了更长时间。1865年，捻军杀死僧格林沁，曾国藩成为了清朝军队主要统帅。曾国藩了解捻军的力量——游击战术。此外，捻军骑兵可以较好地围困敌人，并在前线找到可以休整队伍的地方。看到这一点，曾国藩改变了策略。他没有与捻军进行更多的战斗，而是专注于加强前线，之后逐渐将他的军队移入捻军领土。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非常有效的，以至于在1865-1866年，捻军分为两组，即所谓的西捻军和东捻军。东捻军聚集在赖文光周围，直到1868年赖被清军俘虏。被处决前，赖文光写下了他的自述，在供词里，遵王描述了与捻军的战斗如下：“久知独立难持，孤立难立之势，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赖文光余军是否到陕西并参与了当地回民起义，具体情况不详。而西捻军在1868年至1869年间设法通过了直隶省，最后去了陕西。但是他们与太平军的关系仍不明确。与赖文光部队同时期，太平军余部向南进军是由李世贤指挥的。李世贤余军逃到福建省，一直抵抗清军直到1866年。（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585-2653页）赖文光部队的覆灭意味着较大规模的太平军部队作战的结束。然而，仍有太平军余部造成的小规模战斗。不久，曾由翼王石达开指挥的太平军余部，在前军官李福猷的指挥下，又开始在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边界地区行动。直到1871年，这支余军才最终被摧毁。李世贤旧势力的遗部由东王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收拢。1874年，他试图占据福建省。然而，面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以及缺乏当地居民支持，杨辅清被击败并被处决。（罗尔纲、王庆成，《太平天国》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05-306页）洪全福：给后代革命者启发不是所有太平天国余部都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有些人逃到南方并设法活到老年，其中一个便是赖文光的亲属赖汉英。他出生于1814年，比天王洪秀全还年长。在太平天国初期（1851-1853），赖汉英是起义最重要的指挥官之一，封为丞相。1864年南京陷落后，赖汉英设法到达广东省。在那里，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在乡下过着简朴的生活。据记载，青年孙中山先生曾拜会过太平天国老兵，这位老兵就是赖汉英。赖汉英于1906年或1909年去世。然而，关于赖汉英可靠的记载不足，而关于另外一个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有着更多确切记载，这位就是瑛王洪春魁。洪春魁（后改名洪全福）洪春魁1836年出生于花县，是天王洪秀全的侄子。据简又文收藏的口述记载，他少年“三随太平军北上”，十二岁时，洪春魁成为天王馆童。由于他在战争中的贡献，“以屡立战功得封王位，称三千岁。”1864年南京陷落后，洪春魁与两个青年王子洪绍元、洪奎元逃到南方。“过某河时，桥折磨，同坠水中，由时分散。瑛王伤足，自行逃回。”从此，洪春魁一个人抵华南地区。抵达广东华县后，洪春魁（后改名洪全福）“得知凤岗有与自己同祖不同宗的洪姓村落，遂来到凤岗洪屋围，洪屋围的洪氏族长怕惹祸上身不让其入祠堂。于是他就自己在洪屋围象山东边劈地，盖了十间房屋，自造一间小祠堂——洪氏宗祠，还购置了一批田地，自此成家立室，并转籍至洪屋围。”（洪全福故居_中国东莞凤岗镇栏目dg.gov.cn）不久，洪春魁无法留在广东。当时，清政府官员和清军在中国南方地区对前太平军以及太平天国亲属进行镇压行动，或许这使得洪春魁决定逃到香港。抵达香港后，洪春魁改名为洪和，做了一名前往古巴船只的厨师。在海外，他联系了未来的革命家孙中山，帮助孙中山运送武器。“返香港，悬壶问世，医奇难杂症。庚子年，孙中山先生起事于三多祝。”1901年，洪春魁回到香港，改名为洪全福，与革命党成员谢缵泰、李纪堂等准备起义，宣布大明顺天国建立。然而，1902年起义事败。据记载：“全福识浅薄……革命时，只思为天国复仇，且思想陈旧，在黄埔谋事，刻印有天国天父等字样，复以黄绳夏委任壮一如天国旧式云。”虽然时代变了，但洪全福思考方式仍与上一代太平天国领导人如出一辙。起义失败后，洪全福回到香港，后来情况不明。据记载：“全福晚年遥于香港，于癸卯年病死于港中某医院。”（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1936年，229页）而有的记载指出，起义事败，洪全福逃往新加坡。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香港，并于1910年去世。无论洪全福最后几年在哪里度过，香港公墓中有他的墓地，并且，洪全福也有后人。虽然洪全福无法完全跟随时代变化，但他与他的时代人给予下一代革命家不少启发。洪全福（洪春魁）墓 达昕拍摄 2019年1月于香港洪奎元：移民与传教除了洪春魁之外，上文提到，南京逃亡者还有另外两个王子：洪绍元和洪奎元。关于洪绍元记载不足，而为了更好理解洪奎元的故事，我们先要简述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关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国传教士就开始考虑能否利用太平天国来传播基督教。太平天国失败后，很多前太平天国运动者愿意参与基督教教会，为何？首先，从思想角度，前太平天国运动参加者对基督教思想非常熟悉。关于太平天国宗教方面，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太平天国运动传播了基督教思想最基本的概念，例如“同一个上帝”、“三位一体”等等。其次，基督教教会总部在香港，他们一加入教会就能避免清政府的镇压，并在此寻找工作的机会。最后，是广东本地和客家之间的冲突。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广东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渐渐增加。为了逃避本地人的镇压，不少客家人决定逃到香港去。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这样的客家为主的人口迁移很明显。洪奎元，又叫洪魁元，是干王洪仁玕的长子。关于他的早期生活具体情况不明，口述记载常常有矛盾。据一种口述记载，洪奎元和他两个族兄弟洪绍元、洪春魁“三人之幼即随太平军北上，以亲或以功俱封王位”；而另一种记载说洪奎元“自十二三岁时随其父至南京，十四岁即统兵出战”。洪仁玕抵达天京并封为干王后，洪奎元已经跟他父亲住在干王府。1861年，英国外交官富礼赐抵达天京，拜访干王洪仁玕前，富礼赐描述洪奎元为如下：“回大门，则见有一白面小孩，全衣黄服走出来。如果他认识你，即伸手与你握着，口里用英语说：早晨（good morning）。这是干王的独子（简又文按：其名为洪奎元）——是一个很精巧可爱的小孩。他也有头衔，称为‘干嗣君’。他对仆人说话确会大模大样，架子十足，说即遵从。”（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150页）青年洪奎元不仅在天京当着王子，有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出任了太平天国的一个军事统帅，忠王李秀成在他的供词中提到洪奎元曾参与忠王府内举行的会议。然而，洪奎元无法留在天京，关于他的逃出我们也看到不同的记载。据第一种记载，洪奎元是跟他两个族兄弟一起离开太平天国首都：“过河时，桥折磨，同坠水中，由时分散……玕王、琅王而人，相偕潜伏水中，载沉载浮，顺水留下二十余里，至无清兵处，乃潜行登岸。”抵达江西时，洪奎元假装自己是卖武者，为了付住宿费，他出卖自己剩下的首饰等物品。“抵粤后，仅余戒指二枚。”而据第二种记载，洪仁玕求天王允许他儿子离开天京，目标为“保存嗣续计”。不久，洪奎元意识到太平天国的灭亡，他解除了自己的部队并“孑身策马亡命”。到达福建后，他的骏马死亡，他仍然“徒步南行，沿途乞食糊口，展转流离，始得返至粤境”。没有资金的洪奎元需要赚钱，因此，他“佣于人家，养鸭为生”。没习惯贫穷日子的洪奎元生气地说：“我曾统十万雄兵，无不惟余命是听是从；你乃敢违抗命令乎？”据口述记载，洪奎元的异常行为使得当地人提醒当地官员，官员曾试图擒洪奎元，巴色会牧师同一时间也收到了消息，洪奎元抓住机会在巴色会开的李朗书院读书。1872年1日，黎立基牧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通知给巴色会总部，洪奎元被聘用为樟坑径学校校长。黎牧师夸奖洪奎元说：“我认为，他可能在小学里有用几年，之后可以变成有能力的传教士。”洪奎元的老师贝隆牧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还指出：“我早就把他以前的生活故事写在纸上，他是在南京宫殿当王子生活如何，他是如何遭受伤口的，这些伤口现在常常使他无法工作；作为一个不法行为者，他如何几乎没有幸免于最可怕的折磨和剥皮，以及后来如何几乎没有摆脱饥饿……由于他成熟的性格和丰富而认真的生活经验，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传道人。”在同一封信中我们能了解到，1873年4月，洪奎元与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生结婚，据简又文收藏的口述记载，这位女士姓江，不久，这对青年夫妻有了孩子。但是，“清吏侦知仍事缉捕归案”，洪奎元与他的亲属无法留在华南地区。1878年，巴色会与英国公司的代表以及英国外交官达成协议，巴色会牧师帮助招募英格兰殖民地移民工，英方负责运输。1878年10月，洪奎元和他的亲属乘船，于次年3月抵达美洲圭亚那哥郎港口。在当地“大钻石”种植园里，洪奎元成为华人移民工的管理者。1880年，他给巴色会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洪奎元感谢巴色会写给他的信，并强调“关于您和关于我们老祖国的新闻，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接着，他介绍当地华人的情况：“这里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但其中大多数都是肤浅的。英语神职人员不懂中文，因此，他们完全依赖于华人助手，这些助手被称为带给许多人洗礼。”当地来的华人来自广东和福建，洪奎元指出他们的工作条件艰苦：“新来的中国人中有一半尚未找到工作……如今，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每周最多可赚两美元。为了生存下去，他必须非常限制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搬到其他地方，或搬到荷兰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原因。”洪奎元也注意到圭亚那作为多元化的社区，黑人、印度人和“无数混血种族”都生活于此。不久，洪奎元成为哥郎市圣救世主教堂牧师。但是，有可能由于他提到的经济条件原因，洪奎元与他的家人搬到特立尼达岛。从此，洪奎元与巴色会以及广东华县故乡的联系渐渐消失。简又文采访的广东亲戚当时提到，奎元搬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他们收到关于他的消息，“惟今年音闻不同矣”。通过巴色会的帮助，笔者有机会与洪奎元后代人洪彼得联系。据他口述，洪彼得（Peter Fung）先生在特立尼达大家庭里成长，虽然亲戚说他们身份与太平天国有关，但具体说法很模糊。后来，他对于家族历史进行研究，调查证明自己是干王洪仁玕后裔。太平天国余党与我们对历史的思考遵王赖文光、瑛王洪春魁、琅王洪奎元，他们的故事各有特色。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但1864年后它的确有余党。大体上，余党分为三种。首先，是赖文光和李世贤代表的游击战余党。这些太平军人，尽管天京陷落，但他们继续战斗，直到1860年代末1870年代初才被打败。其次，是革命前辈者余党。例如赖汉英和洪春魁，虽然太平天国灭亡后他们对推翻清朝几乎影响不大，但他们与无数太平天国人一起，给予下一代革命者不少启发。孙中山有机会拜访赖汉英，也有可能接触过洪全福，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等那代革命家将太平天国当成思想祖先。最后，是家庭余党。某个历史阶段有时候并不抽象，不涉及抽象的思想，而属于个人的记忆。洪奎元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同时，他也代表一部分人的共同经历：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不少中国人从大陆移民到香港，又从香港移民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余党问题是个多层面的问题。当然，本选题不是对“大历史”有多少影响，通常涉及个人“小历史”，此外，笔者所见记载也有所矛盾。同时，这样的研究也迫使我们思考自己对待历史的方式本身是否有问题。责任编辑：钟源校对：施鋆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太平天国#赖文光#洪春魁#洪奎元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夏春涛：近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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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近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

作者：夏春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时间：2020-06-25字号：【大】【中】【小】【打印】

太平天国研究至今已持续约一个世纪。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方从宣扬“皇清武功”的角度，陆续刊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志》等公私著述，片段、歪曲地记述这段历史。除此之外，民间谈论太平天国始终是一件禁事。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才被打破。

开拓和初始时期（1949年之前）

1904年、1906年，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前、中两编相继在东京出版；1908年，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在香港问世。两书都对太平天国进行重新评价，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反响强烈。不过，它们均属兴汉反满之类的秘密宣传品，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封面便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序言中赞许该书“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称之为太平天国“一代信史”。事实上，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革命党人甚至直接假托太平天国人物之名来宣传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于1906年在上海秘密刊行，传诵一时，内有20首诗系南社成员高旭（字天梅）“以一夕之力成之”，“供激发民气之用”。

进入民国以后，洪秀全等人被官方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不但不再是禁忌，相反已蔚然成风。太平天国研究这才正式揭开序幕，相继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1923）、李法章《太平天国志》（1923）、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偏重于叙事，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偏重于理论分析。上述论著虽有开拓之功，但都有一个缺陷，即所参引的真实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至于最早问世的《太平天国战纪》（1913），则纯属迎合时尚的贋鼎。据编撰者罗惇曧自述，该书是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天国志》改写而成，而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杜撰。

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和文书）早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此时国内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书贾为弋名或牟利计，向壁虚构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和文物，遂使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研究受到很大制约。所幸的是，当年一些西方外交官、传教士等与太平天国接触时，获赠不少印书及少量文书，后来大多捐赠给本国图书馆，保存完好。于是，国内业已失传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陆续由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梁启超最早直接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印书。1919年，他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托人缮录5册，可惜事后未曾报道和刊行，所以长期不为人知。1926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字半农）将6年前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今英国图书馆）撮抄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并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较有价值。同年，程演生教授将两年前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共收《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内有3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该书的学术价值远在刘复一书之上，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今德国国家图书馆）摄录9种印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修订本，内有张元济据俞氏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贡献最大的是萧一山教授。1932年，萧氏赴欧洲考察文化，盘桓伦敦7个月，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遂予以摄录，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共收21种印书（内有3种不在“诏书总目”之列的印书，包括蒋复璁在国内扬州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并各附考订跋文一篇，其收获是空前的。不过，该书所收各种印书虽然均名为影印，但内有数种实系仿刻或抄排，导致失真并造成若干错误。此外，萧氏还在伦敦获见《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印书，但误以为它们只是汉译《圣经》的翻刻本，仅拍摄其封面和样叶，令人扼腕。王重民教授也有重大贡献。1935年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均为此前国内未知未见之书，遂一一摄影。后来，《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种印书分期刊发于上海《逸经》半月刊，其余则因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搁置。1948年，上述印书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全4册）。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残存文书也陆续公之于世。1932年，清人张德坚主编《贼情汇纂》，由南京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石印出版。该书除照录或摘录12种印书外，还辑录若干件被清军缴获的太平天国早期文书，包括诏旨、本章、谕示、禀报等。次年，故宫博物院从清廷军机处存档中选辑太平天国后期文书12件，取名《太平天国文书》影印出版。海外也有重大发现。前引刘复一书便收有忠王李秀成给部将的两封信札。萧一山将在伦敦寻访到的文书编成《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1935年、1937年相继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共收30件文书（另有6件系天地会文书等），篇末各附考释文字或后记。萧氏另编有《太平天国丛书第二集》，内收太平天国诏旨、兵册等重要史料，可惜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已制成的版片悉数毁于战火。向达、王重民在海外搜辑太平天国文书方面也有贡献（参见下文）。此外，《文物丛编》《逸经》《广东文物》《说文月刊》等刊物也陆续公布了一些零星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

在西文资料译介方面，简又文重视最早，贡献最大。他完整翻译了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洪仁玕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撰《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其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简氏《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天京游记》等多种译著。他还选译当年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中的报道多篇，先后刊发于自己主办的《逸经》和《大风》（香港）半月刊。此外，简氏另辟蹊径，从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多次赴两广采访洪氏遗裔或进行实地考察，所采集到的口碑等资料和相关考释文字少量收入《太平天国杂记》，其余编成《金田之游及其他》，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庆）出版。

罗尔纲发掘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清方记载，诸如萧盛远《粤匪纪略》、储枝芙《皖樵纪实》等。谢兴尧除在故宫档案中检索史料外，还留心网罗旧闻、搜辑秘籍，并对之加以考证与注释。其整理史料的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1935）、《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北京瑶斋丛刻本，1938，共3辑）等书。

上述资料的陆续刊布改变了太平天国研究史料匮乏的窘境，推动研究工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步入正轨。

围绕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针对视之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主流观点，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前述李一尘、张霄鸣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当时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杨秀清便是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进而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的一场革命，“就其中古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后的农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早的市民革命”。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萧一山、简又文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出于偏见，简又文还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与李一尘等人主要偏重理论分析相比，罗、郭、萧、简等人重视考据，尽管他们所从事的仅是个別或部分史事的考订，但单就研究方法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改进。朱谦之曾对这两大研究流派的长短进行褒贬，主张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并重。他还引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否定了李一尘等人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并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并认为太平天国按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设想，实行了“土地共产革命”。总之，由于进步学者们仅是零星片断地接触到唯物史观，其论断难免瑕瑜互见，加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排斥、禁锢的地位，因此，学术界此时还不能够对太平天国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具体研究在同期也有长足进展。当时，致力于考证工作的学者除前述罗尔纲、郭廷以、萧一山、简又文外，还有谢兴尧、董作宾、毛以亨等人。他们均大力搜罗史料探赜索隐，澄清了以往的许多讹传和误解。例如，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奏称生擒“逆首”洪大全，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死。此事被写入各种著述，虽然一直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都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罗尔纲经过考证，断定洪大全供词系赛尚阿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又如，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于1912年排出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认为天历的干支、礼拜与后者相同。后来的研究者多本此说。郭廷以通过勘核对比，列举出27条史料作为证据，断言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提前一日，并排出正确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6）一书中，郭氏从600余种中西文著述中钩玄提要，细加考订，按时间顺序编排1796年（清嘉庆元年）至1868年（同治七年）间的相关史事，书末所附各种图表和引用书目也颇有参考价值。该书集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于一身，被时人赞誉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罗家伦语），并且至今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综上所述，1949年之前是国内太平天国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订方面。其中，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人筚路蓝缕，是该专题研究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学者。

蓬勃发展时期（1949—1964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研究出现重大转折：一是该专题研究受到空前重视，二是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50年12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在南京筹建。次年1月11日，不少城市举办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绳执笔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认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该文还分析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认为它固然体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终究只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不可能实现，“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

范文澜撰写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是以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的拓荒之作，1945年初版，1949年后收编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三章，因后书一版再版而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作者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败亡的主客观原因，认为主观上在于太平天国领导层存有宗派、保守、安乐三种思想，“总根源在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客观上在于中外反革命势力逐渐结合，力量超过了革命势力，加之当时中国的进步阶级尚未诞生。作者认为，“《救世》、《醒世》、《觉世》三篇的制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论基础”；并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1954年，在一篇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文章中，胡绳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并首次阐述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

上述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否定了此前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错误观点，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的理论导向，并更加引发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视和兴趣，尽管其中的个别论断不够精确或流于溢美。

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不断被发现，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出版太平天国资料。1950年，金毓黻、田余庆主编《太平天国史料》由开明书店出版，内分太平天国官书、文书、清方文书和中外记载四部分，收入了向达、王重民20世纪30年代从英国抄录的许多主要史料，包括天王、幼主诏旨和护王陈坤书部兵册等。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这套大型资料汇编计8册，约2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可谓集一时之大成。其后，在罗尔纲的指导和主持下，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9）、《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6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1963，6册140万字，专收清方记载）相继问世。同期陆续出版的还有“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52）和郭若愚编《续编》（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53）、《补编》（上海群联出版社影印本，1955）三种图录，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荣孟源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英人吟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等等。总之，在10年左右时间里，史学界在蒐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资料方面成绩斐然，远非1949年之前所能比拟，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文书、文物和清方记载方面。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同在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的一系列重要论著先后问世。其中，《太平天国史稿》是一部用纪传体写成的通史，以资料丰富、考订缜密见长，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数年后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改写本和增订本。1955年至1958年间，罗氏7种论文集，即《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相继由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首重辨伪考信。在考辨伪书时，他将书中内容与太平天国的制度和史实相对照，以寻找其作伪的铁证，揭穿其作伪的手法。他对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考证便采用了这种方法。上述论著集中体现了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锁钥，对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阶段。针对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史学界展开积极探讨，其焦点集中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并由此引发一场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基于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所作的不同估计，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认为太平天国仍旧是一场单纯农民战争或农民革命，已见前述。1957年，郭毅生刊文对此提出异议，持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一说。他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革命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土地纲领。他还分析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从农民中分化出的雇农、雇工已具有非封建的性质，新兴的市民等级则是后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而这两种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因此使得太平天国革命具有迥异于以往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其中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封建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便带有较为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第三种观点以章开沅为代表，认为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战争兼具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单纯农民战争”。他还指出，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自由贸易政策，《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带有强烈平等观念的政治思想等，都在主观上反映了“某些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1961年，《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共收集相关文章20余篇。这场讨论前后持续多年，是中国太平天国研究史上最为热烈的一场学术争鸣。三四十年代那场相同问题的争论最终不了了之，这次争鸣则有所不同。经过讨论，学者们大多赞同“单纯农民战争”一说，认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一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估计超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夸大甚至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程度；资本主义无法从没有独立手工业和商业的原始公社式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即使全部实现，也决不会促进资本主义；《资政新篇》中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建议并不是太平天国的传统，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不过，学者们在太平天国是否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一点上仍存有分歧。

这场讨论涉及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动力、纲领、任务和目标等，所牵涉问题之广远远超过三四十年代，客观上将研究引向了深入。围绕太平天国时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农村政权和乡官成分，太平天国的文化、思想和工商政策，《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以及相关人物的评价，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业绩，与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捻军、天地会、上海小刀会、浙江金钱会与莲蓬党、山东宋景诗，以及回族、苗族、壮族、彝族等反清起义——的关系，等等，学者们纷纷发表论著，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和认识。

例如，为了把握太平天国统治区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权性质，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太平天国经济、政治举措的研究，土地制度和乡村基层政权因而成为研究热点。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太平天国是否实行过“耕者有其田”政策这一点上见解不一。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并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承认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尽管通过自发的抗租斗争，加之地主所收租额受到某种限制，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际经济利益，但革命并没有改变整个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仍被保存下来。至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小农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必然使太平天国放弃公有制的空想，转而承认现有的私有制和土地制度；重造赋册、粮册的工作因战争而很难进行，为解决军队粮饷等问题，不得不维持原来的租佃关系；太平天国后期地方政权中混入大批地主阶级分子，公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学者们同时指出，通过直接没收部分地主土地、厉行军事镇压、剥夺地主浮财、减低租额等手段，太平天国仍然打击和限制了地主。

太平天国曾在乡村基层政权普遍设立乡官。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在前后期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多数。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前期各地乡官以劳动人民为主，后期的乡官成分则比较复杂，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整齐划一，反映了农民分散性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上述对太平天国境内经济、政治状况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为日后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1949年之前曾有学者作过一些错误的解释。戴逸对此予以了澄清。他指出，单纯用人口太多为理由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社会现象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太平天国宗教虽然脱胎于基督教，并在形式上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实质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思想之所以产生并具有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思想本身是根源于社会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既不是由于人口太多，也不是由于宗教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剥削和压迫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激烈”。

史实考证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进展，其中以关于李秀成“自述”之真伪的考订最为引人关注。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即世传“九如堂本”，而亲供手迹则一直秘不示人。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氏删除的5600余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4张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轰动一时。1956年，有人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学者们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之说，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字迹逐一拆开来比较，判定两者笔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这种严谨的考证方法和治学态度很有启发意义。1962年，曾氏后人秘藏的李秀成“自述”之真迹原本由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印证了罗尔纲的论断。

总之，1949年至1964年间，太平天国研究在中国大陆空前活跃，其研究队伍之壮大，研究成果之丰富，研究领域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欧美的太平天国研究也达到一个高潮，陆续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均成为历史专业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该研究也同样受到重视。1958年、1962年，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相继在香港问世，尤为引人注目。太平天国研究由此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就中国大陆而言，太平天国研究之所以能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引导，全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文献史料的大量编纂出版，以及当时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当然，正值幼年的新中国历史科学此时仍处在摸索阶段，出现上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已有人觉察到这一问题。曾有学者指出：“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这次革命性质的讨论中，发生过个别历史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牵强比附使之从属于自己的成见的现象。这种做法同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无疑应当及时纠正。”

围绕常熟报恩牌坊碑展开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该碑建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其序文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著据此来比拟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情景。1957年，祁龙威根据《自怡日记》等新史料，撰文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当时的常熟实际上被钱桂仁、骆国忠等叛将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们为李秀成立碑只是为了掩饰其阴谋，碑文所描述的太平景象不过是一幅虚构的假象。作者批评了时下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即“对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该文引起史学界又一场延续多时的争论。学者们在对该碑内容的具体理解上虽然不尽一致，但这场争论所揭示的理论问题无疑是重要而又及时的。

不幸的是，这一在摸索中前进的良好势头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打断。

曲折乃至倒退时期（1964—1976年）

在被俘后所写的亲笔“自述”中，李秀成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1951年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在1957年该书增订本中，他又略作修正，认为忠王此举目的有二，即“保存革命实力”和“希望反动统治者能同人民一道去反抗外国侵略”。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伪降”一说不能成立，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1961年，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但这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这一事实。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未能持续下去。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这场学术界的政治风波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太平天国研究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画等号。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风潮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在新中国史学研究中开了一个恶例。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苑书义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前之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既已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影射史学的实质是将历史上的个别事例或局部现象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以迎合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批判李秀成，实际上是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在1974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内讧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一时间，太平天国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是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恶劣影响。

上述现象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戚本禹、梁效之流固然难辞其咎，但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的左右下，不少研究者也写过配合性或应景式文章。就此而论，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认真地反省和汲取。

概括地说，在1964年至1976年间，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乃至倒退的时期，成为近代史学科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千篇一律的文章充斥各种报刊，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太平天国研究真正的窒息。

成熟和收获时期（1979—1999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是太平天国研究逐渐恢复生机的过渡时期。1978年5月，十年浩劫后国内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浙江、广西、四川、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随后，在1984年5月至1990年5月间，南京市、广西贵港市（原名贵县）、重庆市、安徽省、上海市、四川涪陵市、江苏省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1990年5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在这些学术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太平天国研究异常活跃。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共收到中外学者的论文200余篇。这是自1949年10月以来首次在国内举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时也是太平天国研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重新走向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各地又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太平天国史学术会议。据粗略统计，在1980年6月至1991年11月间，仅全国或国际规模的学术会议就召开16次，平均每年1.45次；各省举办的地方性会议更是不计其数。

1981年、1983年，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王庆成主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太平天国学刊》先后问世。这两种不定期丛刊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前者以编译西文资料为主；后者专刊研究论文，是国内权威性的太平天国研究专业刊物，成为反映国内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一个窗口。1985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办、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又在南京问世。

地方和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刊的创办，各种学术会议的次第召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这一切均标志着国内太平天国研究已摆脱极左思潮留下的阴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于上述背景，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更是达到其鼎盛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相比，旧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课题的研究得到开拓，研究范围儿乎覆盖太平天国史的每一个层面；同时，一大批总结性成果也相继问世。兹择要略加评介。需要说明的是，某些研究成果带有交叉性，下文所作的分类主要为叙述方便起见。以1999年作为太平天国研究“成熟和收获”时期的下限，主要基于这是一个象征性时间节点的考虑；为保持信息的完整性、连续性，21世纪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和动态仍在此附带叙述。

1. 文献史料的编纂出版和相关研究

在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方面，1979年，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计400余件）由中华书局出版，《太平天国印书》也于同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排印本（全2册）。这两部书与前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8册）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构成研究太平天国的最基本史料。1982年，王庆成、庄建平主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收一批新近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1991年至1994年间，由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张铁宝等人编纂的《太平天国文书》（计114件）、《太平天国文物》和《太平天国艺术》（增补本），相继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公布则是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当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访太平天国文献后，认为已“了无遗珍”。1984年春，王庆成在此寻访到这两种珍贵文献，随后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一册，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们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为破解一些长期聚讼未决的历史疑案提供了文献依据。

此外，陈周棠校注《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是研究洪秀全家世及其生平的重要资料。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由口碑、方志、档案、碑记、谱牒等资料选编而成，内容涉及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家庭情况、早期活动等。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是一部广西与太平天国相关之口碑、碑铭、族谱、契据、手稿等资料的汇编。

陆续编纂出版的清方记载主要有：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第二册《中兴笔记》（中华书局，1979〜1980）；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何桂清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杨奕清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董蔡时、方之光主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李武纬等编《吴煦档案选编》（同上，全7册）；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皮明庥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杜德凤编《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等，编成《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6册，计1400余万字，1990年至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出齐（前2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上大半属尚未公布过的新资料，且内容覆盖面较广，为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和区域史提供了便利。

西文资料方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3辑陆续编译了《华尔传》《常胜军》等外人早期著述；马博庵译、章克生等校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近代史资料》总86号、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97）刊有夏春涛翻译的一些西人原始著述，诸如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选译）、艾约瑟《最近对干王的问答采访录》、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约400万字，罗尔纲、王庆成主编，编辑组成员包括龙盛运、吴良祚、赵云田、罗文起、于世明、夏春涛。整理工作繁重，寻找出版社接手也颇费周章，前后历时20余载，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计10册352万字（删去有关捻、回、小刀会起事等资料数十万字），分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三部分。前两类集近几十年未刊和已刊新资料之大成；外人记载包括两种西文资料汇编，一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二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年至1972年出版的《英国议会文书•中国》（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 China）选译。罗老一生编了那么多太平天国资料，由他署名主编的资料仅此一部，而当该书出版时，罗老已不及亲见，令人嘘唏不已。

以上陆续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多达两千余万字。在长期整理编纂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研究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罗尔纲注释李秀成“自述”是该研究领域最值得称道的成果。罗氏于1931年开始为之作注，1951年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已见前述。由于曾国藩当初曾对李秀成“自述”妄加删改，世传版本并非其原貌，故罗氏数年后又再次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李秀成亲供手迹》在台北影印出版。罗氏遂第三次调整版本，于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版）。有学者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其后，罗氏又根据新史料补注，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其增补本。该书从太平天国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其缺略，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堪称精湛。例如，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多次提到与绰号“冲天炮”的清军将领李金场交战一事。关于冲天炮其人其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均语焉不详。罗尔纲经长期钩稽史料，终于将冲天炮的生平行迹考订清楚，勾勒出此人从投身天地会到叛降清朝，直至被忠王俘获，获释后走归南昌自首，曾国藩因担心其凶悍难制而将之处死的完整线索。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下功夫之深，考订史实贡献之大，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他在1982年版该书“前言”中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正是凭借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罗先生才得以推出这一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罗先生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成为史学界的佳话。作为1949年以后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名学者，王庆成对文献也有独到研究。他先后在海外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约200册，原刻本的微卷本、复印本、抄本40余册，以及大量的文书，据此撰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199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除结合新文献研究相关史事外，还考察了太平天国文献形成、湮没、搜辑、汇编出版的历史，探讨了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订正了关于文献史料的一些误解或讹传，并重点研究“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认为太平天国于1853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列入“书目”、钤有“旨准”印的书才准传播阅读，否则就要问罪，但该制度后来出现松懈和变例，1861年废弃。在谈到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印书时，作者指出了其独特性，认为“以版本、校勘而论，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不是要发现‘善本’以校订真伪错讹，而是要发掘各种版本，比较、推究其异同，藉以发明史事”；太平天国印书常出版修订本，这些修改隐含着政策、思想的变化，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异本越多，价值越大”。此说实为过人之见。在《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造反者文书”部分，王庆成对所辑录的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以《洪仁玕亲书供词》为例，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业已转录，题名《洪仁玕自述》，但其中的错、讹、衍字多达50余处。王庆成一一予以订正，并考证出这篇供词写于南昌，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二十九日。王氏编注《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共编辑影印为前人影印集所无的8种印书、4种文书，每种文献之首均有题注，对其形制、收藏地及史料价值加以说明。上述研究既提高了史料本身的利用价值，同时又拓宽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祁龙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辨伪、校注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著《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等内容外，还重点进行史料辨伪。例如，关于清人笔记《燐血丛钞》的真伪，学术界争议较大。作者将该书节录的所谓“贼人（指太平军，引者按）著述”与真实可靠的文献相对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系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此为近人伪作。这一结论得到罗尔纲等学者的赞同。又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作者根据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其中的后14件乃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祁氏从事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2.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开始，史学界围绕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封建政权说。这是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沈嘉荣认为，单纯的农民运动不能变更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整个地主阶级，因此在推翻旧朝后，建立起来的只能依然是封建王朝。孙祚民指出，政体、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而以后者为主，“由于太平天国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普遍实行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政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段本洛也认为，“封建生产关系仍牢固存在，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

二是农民革命政权说。这是一种传统观点。孙克复、关捷认为，政权就是统治之权，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农民出于反抗的需要，可以建立短期的、不巩固的劳动者专政；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革命实践，说明其政权是一个与清王朝封建政权对峙十多年的农民革命政权。董蔡时则从太平天国摧毁清朝地方政权系统、肩负起反侵略任务、农民群众基本上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在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五个方面，论证其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

三是农民政权封建化说。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王天奖认为，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等人的反封建斗争仍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确定便是这个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后期则基本完成这个历史转化。苏双碧也持此说，后又补充指出：“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这个政权在某一阶段更多的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称之为农民政权，它只区分于地主政权。”与之相近的还有两重性政权说。李锦全认为，农民和地主是封建社会中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和封建性、平均平等和封建特权交错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政权便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政权。孙祚民不赞同此说，认为“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权，只能代表与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同时代表与维护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

与这场讨论同时进行、主题相近的还有关于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的争论。有论者强调农民起义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只能叫农民运动。牟安世回应说，从普遍和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说，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就此而论，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革命。他指出，以能否变更生产方式来定义革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政权问题和根本方法——使用暴力、武装斗争的方法，而生产方式的更替也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本身。

上述讨论在持续几年后渐告沉寂，辩驳各方未能取得共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争论双方大多拘泥于概念之争，而实证性研究未能跟进，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自身由哪些人构成，他们的思想、态度、政策、行为等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深入，导致这场争论几近于“树在庙前还是庙在树后”之争，对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讨论那么明显。

学者们还就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积极探讨，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便是一例。罗尔纲持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说，这也是迄今社会上普遍采用的一种说法。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洪仁玕自述》“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等句，另一为《天父诗》第349首：“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据此断言金田起义日与天王生日在同一天，即十二月初十。荣孟源、茅家琦等人则据《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句，持庚戌年十月初一（1850年11月4日）说。罗尔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团营”与“起义”是两回事，强调金田起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各地会众奉命起义，各地实行团营，接着赶至金田团营，随后从平南迎接洪秀全回金田，于十二月初十恭祝万寿，宣布起义。

王庆成指出，迄今为止，在太平天国官书中没有发现关于起义具体时间的明确记载，天历六节中既没有金田起义节，也没有天王圣诞节，说明太平天国可能没有宣布过正式起义的日期。他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姜涛根据《天兄圣旨》中关于洪秀全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穿起黄袍”的记载，否定了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的旧说，认为洪在公开揭帜前已在平山秘密登极称王，进而认为广义的金田起义，指庚戌年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仗义起兵勤王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日期，则是同年十月初一。

3. 人物研究

与前期相比，人物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摒弃了以人划线的简单化研究方式，并在对太平天国核心人物的具体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王庆成刊文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进行重新评价。作者通过辨析反映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各种资料，结合对其具体行迹的考察，认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经历了从追求功名、以道德说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发展过程，1843年皈依上帝是其思想异端的开始，但不是反清革命的标志；直到1847年以后，他才正式确立反清革命立场；强调“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产生于宗教教义。《劝世良言》只把洪秀全变成福音宣传者，而阶级斗争才把洪秀全推向创建新国家的政治革命”。作者还指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均为宗教宣传品，根本不含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述观点引起较大反响，并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崔之清、胡臣友合著《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是最为详细的一部洪秀全研究专著。

苏双碧在人物研究方面著述最丰，撰有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洪秀全等多种人物评传，论点较为平实。例如，关于石达开安庆改制问题，苏氏指出，石达开抛弃空想的《天朝田亩制度》，改行“按亩输钱米”政策，使太平天国很快克服了建国初期的财政和供给困难；认为安庆改制“不是倒退，更不是复辟，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措施”。

作为太平天国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洪仁玕研究向为学界所重视，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严重不足，致使研究难以深入。夏春涛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1999年初版，2007年再版，利用新近公布的洪仁玕多篇供词，并从30余种西人著述中发掘资料，对洪仁玕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包括他与洪秀全之间思想的异同，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作者认为，《资政新篇》中的新颖思想主要源于洪仁玕流亡期间睁眼看世界的特殊经历，这也正是书名中“新”字的寓意所在。洪秀全之所以对《资政新篇》的内容基本持赞同态度，主要是洪仁玕“以广圣闻，以备圣裁”的结果。后期在探索西学方面，是洪仁开影响洪秀全，而不是洪秀全影响洪仁玕。作者还指出，洪仁玕的投效给太平天国后期较为沉闷的政局带来了生气，同时也给这场旧式农民运动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意识，但仅是昙花一现；受环境影响，忠君意识、“攘夷”使命逐渐成为洪仁玕思想的主流。

除太平天国首要人物外，次要人物乃至普通民众研究也较以往受到更多关注。例如，陈宝辉、尹福庭、庄建平著《太平天国诸王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共记述33位王一级人物的生平，是迄今评述太平天国人物最多的一本专著。又如，在《太平天国史》这部巨著中，罗尔纲共给172人立传，其中包括柴大妹、蒋老水手等普通人物。

以往人物研究中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也得到澄清，有关洪宣娇的考证便是一例。世传洪宣娇是洪秀全的胞妹，有论者据此认为洪宣娇嫁给萧朝贵是一种政治联姻，是洪秀全牵制杨秀清的一种手段。钟文典根据民间口碑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考订，最早否定此说，断言洪宣娇并非洪秀全的胞妹，也不是太平军女军的大首领，实为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的农家女子杨宣娇。罗尔纲根据新近公布的《天兄圣旨》作进一步考证，得出同样的结论。

目前的人物研究虽已相当深入，但几乎每一位重要人物的生平行迹至今仍有不甚明了之处。对人物的具体评价也颇多分歧，褒贬不一。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些焦点问题上，诸如洪秀全的思想特征及其后期的功过，杨秀清、韦昌辉与天京内讧，石达开离京出走和大渡河被俘真相，洪仁玕与《资政新篇》，李秀成与其被俘后的“自述”，领导层内部的腐败问题，等等。

人物研究的视野仍有待拓宽。例如，《天父诗》中的绝大部分是洪秀全专为后妃撰写的宗教伦理诗，其内容大多涉及宫廷中的人和事。20世纪50年代，吴良祚利用《天父诗》，从天王后妃的称号和内廷女职、天王的家教和私生活、严峻的家法三个方面，对洪秀全的宫廷生活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可惜，此后未见有人推出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

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有待加强。以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关系为例，二人分别拥有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权力，是太平天国早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据《天兄圣旨》《天情道理书》分析，天兄下凡的风头一开始明显压过天父下凡，在庚戌年四月酝酿起义的紧要时刻，杨秀清口哑耳聋，一度脱离权力中心，以至于有人“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但在同年十月初一金田团营之际，杨忽又“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天兄下凡的影响和作用从此急剧下跌，其下凡频率也骤然减少，次年仅下凡过一次，形同虚设。后来，萧朝贵奉命率偏师攻打长沙，不幸阵亡，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存的局面遂告终结。当初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行时，杨、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协调，尤其是在两人意见不一的情况下？两人是否有过权力摩擦？萧的阵亡是否与此有关？此类问题值得探究。发现并努力解答新问题，要比在陈旧课题里兜圈子有意义得多。刘晨《萧朝贵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一书20万言，努力发掘资料进行考释，在研究上有所深化和推进。

4. 政治研究

钟文典著《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迄今研究太平天国开国史最为翔实和全面的一部专著。该书首先分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接着依次考察了洪秀全等人从秘密酝酿、金田团营、正式揭帜、永安建政直至进军长江、定鼎金陵的全过程。其中，“封王建政在永安”一章系作者在旧著《太平军在永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详细探讨了太平军攻克永安的经过，以及驻留该城195天期间安抚民众、设防与攻守、肃奸防谍、封王建政的具体措施，写得很有深度。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建政，休整军伍，为把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通过在永安的上述举措，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与领导统属关系基本定型，各项制度基本确立，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说明太平天国的确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王庆成根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中的记载，订正了洪仁玕述、韩山文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若干讹误之处，并对一些曲折隐晦的史实进行考析。例如，他经过考订指出，“拜上帝会”在冯云山被捕后出现纠纷和分裂，主要不是由于外部打击而是由内部紊乱所引起的。当时，在会内搞神灵附体传言的不只是杨秀清、萧朝贵，而是还有别人，各自发号施令。杨、萧互相联合，战胜了“拜上帝会”内的其他人或其他派别；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确立，减低了冯云山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削弱了洪秀全的发言权，但“这对于原来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拜上帝会’逐渐政治化到最后发动起义，却起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太平天国政体是“君主专制”的传统观点，罗尔纲提出新见解。他援引《天朝田亩制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等史料加以论证，认为太平天国政体“军师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既包含有农民民主的内容，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旧体制；既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具有独特的性质。他指出，该政体是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近世天地会组织的启发；在太平天国前期行使这种政体，发扬了农民民主，取得了革命飞跃发展，国势兴隆昌盛，“到天京事变后，军师负责制遭破坏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人心离散的严重后果，卒至覆亡”。梁义群的观点与此稍异，认为军师制早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的过程中就已初步确立，最早提出设置军师的正是天王洪秀全；随着军师杨秀清的权力极度膨胀，天王与军师共治的君主制的特殊政体遭到破坏，导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迅速向君主专制政体下滑，而君主专制体制与太平天国最初所提出的革命宗旨背道而驰，遂使太平天国革命最终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关于洪秀全后期改国号等举动，王国平分析认为，天王改政旨在强化君权，使太平天国家天下的皇权主义色彩更为浓重，反而加深了内部裂痕，实在是不足取的。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的研究同样也有长足进展，其中以捻军研究最为深入。江地撰有《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捻军史研究与调查》（齐鲁书社，1986）两本文集，前书纵向探讨了捻军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后书横向论述了捻军性质、分期以及史迹调查、资料搜集等问题。在数种捻军研究专著中，以郭豫明的《捻军史》最为厚实，计50余万言，内容系统全面，资料翔实。作者通过详细辨析，认为捻军斗争的性质属农民起义，而不是所谓地方割据势力对抗清朝中央政权的反抗运动。张珊《捻军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徐松荣《捻军史稿》（黄山书社，1996）也是两部有影响的论著。

方诗铭归纳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两大历史特点：一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投身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航运水手、其他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工商业主；二是以城市武装斗争为主，起义军在上海县城坚持战斗了17个月。在2003年11月南翔召开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小刀会起义与移民的关系、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等问题较受关注，反映了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的深化。关于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朱从兵认为，小刀会希望加入太平天国，但又无法倾全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的表现既是积极的，又是有波动性的；太平天国愿意接受小刀会，但也无法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表现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

骆宝善在广东天地会研究上颇有心得，统纂《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全3册）。关于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的情形，他撰文指出，英、法、美等国武装力量协同清广东当局，破坏了天地会起义军攻取广州的战略部署，从而扼杀了这场起义在广东的胜利进展，“第一次公开扮演了同清朝统治当局联合绞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可耻角色”。

罗尔纲对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重新评价，认为所谓“大理回教国”系出自外国侵略者的捏造，所谓“大理使臣”乃刘道衡的骗局，刘在伦敦向英国送交一份杜文秀向英王称臣的表文，完全与杜文秀无关。在《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中，王庆成据原件照片辑录了刘道衡在伦敦呈递的“杜文秀表”等四件文书，并加以考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杜文秀表”不可能出于刘道衡私造，刘出使英国的活动不能看作刘个人的行为。

5. 太平天国对立面研究

对于真切了解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和太平天国兴亡的外在原因而言，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在早期研究中，相关论著为数甚少，且大多流于口诛笔伐式的揭露或声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该课题越来越受重视，陆续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问世。

贾熟村著《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是一部系统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的力作。作者将地主阶级分成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两大类加以探讨。前者按军事势力，分作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临淮军、胜保、僧格林沁五大军事集团；按政治势力，又分为权贵派、经世派、洋务派三大政治集团。后者则分成拥清派、骑墙派、媚外派、经世派、洋务派。作者逐一考察了其各种代表人物和重要成员的表现，并专门考察了经世派中的曾国藩集团，共涉及千余人之多，然后据此加以归纳总结，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最终摇而不坠的原因作了深入剖析。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封建家族的顽固性、反动性所导致；在农民战争冲击下，地主阶级迅速进行新陈代谢，“但分化到农民起义军一边者甚少，起而反抗农民起义者甚多”，各派势力大联手，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对策，诸如军事上组建湘军和淮军，经济上推行厘金制度以充实军需，政治上不断调节其内部矛盾，并设法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抗，同时，充分利用太平天国自身的弱点，并调整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促成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从而使自己由弱变强，反败为胜，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实现了所谓“同治中兴”。

作为该课题的核心内容，湘军研究日渐深入，除散见于各报纸杂志的诸多文章外，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为龙盛运撰写的《湘军史稿》。该书从政治史角度，详细考察了湘军从创建、发展、鼎盛到基本解体的全过程，包括湘军出笼与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外部影响，两湖后方基地的经营，曾国藩等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满族贵族关系的调整，以及湘军营制与兵种的演变，饷银的开辟，将帅与幕僚，等等；另兼论湘军战史，从而在内容上超越了以往单纯研究湘军兵制或战史的论著。书中的一些论点也颇有见地。在谈到湘、淮两大集团对后世的影响时，作者分析指出，曾国藩等人虽然保护了清王朝，但兵为将有和满汉地主平分政权的格局又给它带来隐患，高度集中的中央大权开始旁落于军政大吏，这一现象不单见于清末，到民国时更是恶性发展，形成中央政府几同虚设、地方由军阀割据的局面；鉴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政治格局与湘军集团十分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统治者自然会从前者成功的经验中吸取教益，“正因为如此，湘军集团，特别是曾国藩，才长期被统治者吹捧，甚至被圣贤化”。

董蔡时则从人际关系角度，侧重探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研究太平天国政治对手方面独树一帜。以曾国藩、胡林翼的关系为例，董氏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53年至1856年胡参加湘军依附曾的时期，1856年至1860年曾依靠胡维护、发展湘军的时期，1860年两人互相配合攻陷安庆的时期，认为“在湘军的发展史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曾、胡起着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作用，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池子华撰《晚清枭雄苗沛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对苗氏进行全方位研究，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

朱东安撰《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从曾氏幕府的组织结构入手，考察了其设置、职能、办理成效及其主要成员的活动，包括它的发展过程与胀缩规律，幕中的主客关系和相互影响，并从中国幕府史角度，探讨了其历史成因、地位以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将曾氏幕府研究推向了深入。作者指出，曾氏幕僚中以从政人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他们遍布各个领域，一时形成“名宦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致使晚清的满汉政治格局、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烙印，影响到整个政局。作者另著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将曾国藩集团视为一个整体，探讨清咸同年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

淮军研究方面，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是国内最早问世的一部淮军研究专著。翁飞是李鸿章和淮军研究的重要学者，新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共2800余万字）执行编委。曾、胡、左、李的传记续有多种面世，包括董蔡时与王国平合著《胡林翼评传》（团结出版社，1990）、陶海洋《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书还涉及太平天国败亡后的史事。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于2002年正式启动。《通纪》（通史）部分被视为新修清史的总纲和主线，计9卷。第六卷由夏春涛承担，主要写咸丰朝史事，2012年完稿，近40万字。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对峙14年，构成咸丰朝历史的一条主线，但如果太突出太平天国，势必会冲淡清史的主题。作者以清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作为叙述主线，把太平天国等重大政治事件放在清史框架内来写，有别于过去以太平天国为叙述主体的史籍。

围绕曾国藩等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是非功过，至今仍存有较大分歧和争议。在2006年12月湖南双峰举行的曾国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在研究方法上要跳出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二元对立，超越简单的功过对比这个层面，侧重研究其成败背后的原因及其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上述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和认识。

6. 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研究

军事是一个传统课题，陆续有多种专著问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全5册）考订和叙述甚详，优于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不足之处是单纯研究战争史，且理论分析较略。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共分“战争”和“军事”两编，上编简要叙述影响乃至制约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下编探析太平军的领导体制与军队编制，以及军纪、训练、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阵法与战法、战略、军事思想等，涵盖面较广。作者认为：“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可谓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看，仍显得有些机械、呆板，缺少灵活应变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

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在定都之初相继发起的重大战略行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朱哲芳《太平天国西征史》（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分别就这两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包括战略、战术之得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关于太平军北伐失败的具体原因，学界通常认为，由于定都天京，太平军便不倾全力或以主力北伐，导致北伐军孤军深入，最终全军覆没。张守常分析指出，导致北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建都天京和孤军深入，而是在于天京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首先表现为指示北伐军快速前进，直取北京，忽略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己力量和政权建设；其次是命令北伐军在攻取北京之前“先到天津扎住”，结果北伐军屯扎独流、静海三个多月等待援兵，自动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成为太平军北伐从胜利推进到终归于失败的转折点。这一论断较有说服力。作为该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李惠民《太平天国北方战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一书视角新，论及北伐过程中的军民关系、具体战术、战场通信等问题。

崔之清主编四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计4卷216万字，是一部权威性专著。该书围绕战争这一军事史的核心内容，将太平天国十余年兴衰史划分为太平军兴、战略发展、战略相持和天国覆亡四个阶段，宏观研究（战争历程）与微观研究（具体的战役、战斗）相统一，从而更为翔实、清晰地描摹出这场跌宕起伏的农民战争的全貌。与以往同类论著相比，该书在发掘、运用清宫档案（以军机处录副奏折为主）上用力甚勤，对战事细节考订甚详，从历史学和军事学的跨学科视角检讨交战双方的利弊得失，重视对战争动态层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交战双方军事思想、战略指挥和战术运用的研究。作者认为，“就战略指挥水平而论，洪、杨等比同时代的曾国藩，或古代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相当逊色”。与一味丑化或美化太平天国的简单研究模式相比，该书在肯定这场农民战争正义性的同时，又对其消极面进行剖析，分析了权力争斗、上下离心、事权不一等现象对太平天国战争全局的负面影响。

沈渭滨经过考订，对较为流行的太平军水营岳州成立说提出质疑，认为武汉成立说较为合理。王建华考察了太平军二破清江南大营一役，认为导致江南大营溃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欠饷问题；李秀成“围魏救赵”计略之所以奏效，与何桂清出于与曾国藩争夺浙江地盘的考虑，有意阻滞江南大营援浙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关系。张铁宝首次考订出天京重要堡垒地保城的确切地点和范围。

外交是早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关论著主要局限于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帝斗争。这一情形在新时期有很大改观。茅家琦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成就，所著《太平天国与列强》是其旧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增补本，写得颇具功力。该书在利用、参酌大量西文资料和论著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与西方朝野交往、接触的历史，以及太平军后期与外国侵略军交战的经过，并探讨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经济往来，英、法、美等列强“中立”政策的实质及其演变，分析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得失。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两个论点：一是认为当时英国侵华的主旨是扩大通商利益，包括鸦片贸易和正常商品的贸易，而俄国侵华的主旨则是侵占我国领土；二是认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错误在于未能利用清王朝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阻止两者互相勾结反对自己。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办理外交的这个错误集中体现在处理进攻上海问题上。

关于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王庆成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宗教、伦理思想有关，有着特别的含义。他指出，太平天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无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从宗教上的“天下一家”理论出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国家持友善态度，引对方为打击清政府的同道，另一方面，又与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相混合，奉洪秀全为“万国真主”，从而难以为西方各国所理解和接受。他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在国际观念上没有缺陷，也不会改变列强既定的外交投机政策，而“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和“我争中国欲想全图”的强烈使命感，最终引导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此外，关于太平天国的对外军火贸易和太平军中的外国雇佣军问题，也均有专文进行探讨。

经济研究续有进展，其扛鼎之作为郭毅生著《太平天国经济史》。该书系作者据旧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修订扩充而成，分别探析了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洪秀全的经济思想，《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性质，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施，后期两种并行的土地政策，“着佃交粮”制问题，田赋与税收政策，商业政策与货币。对于一些较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均有辨析。例如，关于“着佃交粮”制，作者分析指出，该政策在前期就已付诸实施，后期则在苏、浙两省的许多县镇广为推行，“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是它区别于历代封建政权土地政策的重要特色”；鉴于佃户纳粮后不再向地主交租，加之通过领取“田凭”获得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变相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该政策“是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破坏”。

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摒弃了视太平天国反孔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先声的说法，在认识上渐趋一致，认为洪秀全反孔主要是出于独尊上帝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其反封建斗争的深化。王庆成分析指出，太平天国起初并没有否定和打倒孔子，相反对孔子和儒学还相当尊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转而否定儒学、排斥古人，进行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这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试图造成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前无古人的局面。在遭到杨秀清反对后，洪秀全被迫下令停止焚禁古书，规定四书五经待删改后仍准阅读。杨死后，洪禁绝儒学的态度虽小有松动，但基本上仍坚持到底，导致太平天国难以吸引知识分子，人才匮乏，成为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有学者据曾国藩致刘蓉函中“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四书，当以奉诒”等语，断言太平天国出版过删改本“四书”。王庆成根据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收藏的刘蓉契据残片，考订出“睹”应作“赌”，“所赌四书”指曾、刘二人为分析时局而互相打赌押注的四种书，与太平天国曾否出版“四书”毫不相关，认为太平天国从未出版过四书五经。

胡思庸发表数篇重要论文，论及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佛教的关系。他分析说，佛教与儒家互相结合、长期统治，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所以洪秀全在世界观上，在思想资料的借取上，都存在着来自佛教的因素。

张铁宝、袁蓉、毛晓玲撰《太平天国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年出版，11万言，涉及内容较广。

7. 典章制度研究

太平天国有一整套较为系统周密的典章制度。相关研究在新时期取得较大突破。郦纯撰《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9年修订本），探讨了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官制军制、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城市组织等，是较早一部比较系统的典章制度研究专著，但缺漏尚多，尤其是在头绪繁杂的官制研究方面。盛巽昌撰《太平天国职官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对太平天国官爵制度进行全方位考察，考析了该制度的渊源、嬗变及影响，梳理了其职官、爵官、散官和勋官的头绪，并附有若干官爵表，考订详细，用力甚勤。华国梁通过考析陈玉成封官受爵的经历，探讨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变化规律，认为前期级别简明、升陟有制，后期级别繁多、迁调无定；另考证出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等级共划分为5等24级，认为官员等级的增加与官员的冗滥互为恶性循环，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办事效率低下。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同时又是盛行的习俗。吴良祚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造诣，所著《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综合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产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探讨了其避讳的分类、方法及其具体实施情形，论述了避讳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版本校勘、训诂翻译、辨伪考信等方面的作用；末章附有避讳禁用字160多个，使该书同时又兼有工具书性质。作者认为，该制度承袭了我国历代的避讳制度，但又体现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一些特点，“它的浓厚的封建性与落后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时又透露了太平天国进步文化政策的微弱折光”。史式撰《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探讨了太平天国词语的来源及其衍生、发展的过程，太平天国推行专用词语的目的、方式和实际效果，并附有词条2000余。

朱从兵、崔德田合著《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考察了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的发展过程，办文机构和人员，行文关系和公文格式，公文承办与运转机制，文体与用语特点等。2010年，朱从兵《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一书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特点是强化问题意识、重视个案研究，包括对太平天国丞相制度从最初形成到最后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了很好梳理。

太平天国政权不稳，且洪秀全后期立政无章，加之相关史料零碎分散，故太平天国地理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一书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全貌，以政权建设相对完备的江南、安徽、湖北、江西、天浦、苏福、浙江七省和京城天京为主，详细考察了郡县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国新建省郡县和避讳改名情况、攻占退出时间，各郡县守土官、驻防官等，图、文、表并茂。罗尔纲先生赞誉该书“既是一部崭新的专著，同时又是一部工具书”。

周新国《太平天国刑法研究》、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合订本），199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著是国内该课题研究的首部专著，从历史学和法学两个角度，依次考察了太平天国刑法的历史演变，刑律、刑罚和审判制度的来源及其内容，并就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刑法思想、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刑法，作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刑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习惯法到刑法的发展过程，对支持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的斗争，维护其内部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等，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天历”是太平天国自创的历法，谢兴尧、郭廷以、董作宾、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学者曾对之有所研究。吴著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史实与历理并重，对天历的历理、创制与颁行问题，天历的特点和天历六节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否定了天历“是历史上空前进步的历书”一说，认为太平天国颁布天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意在通过重定“正朔”来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但由于漠视天象，片面追求“平匀圆满”，忌讳“亏缺”，天历编制得十分粗疏，不合农时，在科技方面并无可取之处。

郭存孝探析了太平天国官印的颁发时间与规程，它的种类、功能和特色；考察了太平天国音乐活动的适用场合、乐器种类、音乐主管人员和机构等问题。作者另著有《太平天国博物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专论太平天国的遗址、遗迹、遗物和遗风，按全国发布和收藏情况逐一叙述，其中也涉及不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张铁宝研究太平天国绘画方面的定制，认为其绘画以吉祥鸟兽、山水风景和花草图案为主要内容，这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规定有关。

马定祥、马传德合著《太平天国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详细论述太平天国钱币的铸期、铸地、流通、折值、版式、特征、多寡以及鉴定真伪的方法，并将“天地会钱币”列为附录。

与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相比，上述研究或填补空白，或将同类研究推向了深入。

8. 宗教和区域史、社会史研究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因此，研究太平天国不能撇开宗教。但宗教通常被视为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使得在一味正面讴歌太平天国的年代里，学者们讳言宗教，宗教因而成为研究工作中一个无形的禁区。20世纪70年代末起，该课题引起王庆成、吴良祚、程歗等学者的重视。其中，王庆成对其教义等作了若干开拓性研究，且视角独特，通过研究宗教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其研究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该书涉及太平天国研究中留有空白或尚未完善的问题，写作风格鲜明，有创见、有思想性。罗尔纲先生在序言中称赞作者“心细思精”“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罗老还说，“他细微的功夫，不下我国古代的经师”“使他超越了前人”云云。王庆成在该书出版时删除了这些话。

夏春涛在王庆成指导下撰写出学位论文《太平天国宗教》，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作者推出《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篇幅增加约20万字，在结构上有较大调整，内容有所充实和扩展。该书较详细地考察了上帝教的创建过程、教义内容、宗教经典与宗教仪式，在太平军内部和民间的传播情形，与中国民间宗教和儒家孔学特别是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另论及宗教理念对太平天国内外政策（国际观念、反孔政策、妇女政策等）的影响，并从宗教视角剖析了太平天国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以及内部倾轧、吏治流弊等现象，以探讨宗教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沿用“拜上帝会”这一名称，至于该宗教组织是否存在、该名称是自称还是他称，则向有争议。夏春涛基于考证，认为该组织是存在的，其确切名称是“上帝会”，“拜上帝会”一说属以讹传讹。

区域史研究方面的著述首推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一书。该书利用翔实资料，较系统地考察了太平天国营建苏福省的军政、经济举措，苏州士绅在中外反动势力合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太平军苏州保卫战的经过及其失败原因，并分析了苏福省的得失与太平天国存亡之间的关系，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作者认为，苏福省的开辟迅速扭转了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使兵力得到补充，尽管后来随着安庆保卫战的失败，安徽根据地全部沦陷，但太平天国仍能倚仗苏福省根据地支撑残局，进而开辟了浙江省根据地；正是凭恃苏浙根据地，太平军才能将抗击内外敌人的革命战争又坚持了四年之久。此外，王天奖对河南、徐川一对安徽、杜德风对江西、王兴福对浙江的研究，均各有建树。

李文海、刘仰东著《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从宗教活动、服饰装束、婚丧礼仪、过年度岁、家庭结构、巾帼风貌、戒赌始末、烟娼之禁、文化心态九个方面，考察了太平天国境内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的拓荒之作，给人以清新之感，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邢凤麟等探讨了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关于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灾荒等问题，均陆续有专文面世。

以上论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研究课题的拓展。

9. 一批大型通史类专著和工具书的问世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两部大型太平天国通史类专著相继问世。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繁体字竖排，计88卷154万言，分订4册。该书在著书体例上有重大创新，共综合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例，以“叙论”概括全书，克服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弊病；“纪年”按纲目记大事；“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举凡会党起义和各族人民起义，太平天国的王侯百官、各类人物等，均列表以详；“志”记典章制度，包括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宗教、政体、官制、军队编制、刑律、礼制、历法、科举制度、地理、交通、医疗卫生、建筑、艺术、典籍等；“传”记人物，取消了封建色彩较浓的“本纪”在史书体裁上破旧立新，这是罗老的一大贡献。全书内容广博，考订缜密。作为当代太平天国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代宗师，罗老以84岁高龄，于1985年撰成这一巨著，融会了他潜心治学50多年的成就，同时也是当代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面世后广受好评，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被学术界誉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同年，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全3册）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篇22章，135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章节体太平天国史专著。该书是受国家教委委托集体撰写的一部太平天国史教材，作者以崔之清等江苏省学者为主。导言部分概述了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遗迹遗址的情况，并详列研究论著、史料作为“附录”，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正文论述了太平天国从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官制军制、事件、人物评价、民族问题等，富有新意。例如，该书就太平天国的败亡分析说，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镇压，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落，具体表现为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严重的分裂和内耗，自我孤立的政略和政策，宗教功能的转化，而“这些失误虽然可以简单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并不是农民领袖们的必然共性”。

同在90年代，钟文典主编《太平天国史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计收入不同主题的专著13种，多为总结性成果。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10万字。该书为太平天国史专业辞典，共收4000余词条，分总叙、词语、人物、军事与战争、地理、经济以及文物、史料、著作七大类编排，并附表20种，是一部权威性工具书。不过，该书“史料”“著作”类仅收已译的外文史料和专著，未将重要的外人原始著述和研究专著一并收录在内，内容上稍欠完备。个别词条也有讹误之处，例如，王重民辑《太平天国官书十种》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被简又文、叶恭绰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次年正式出版，而该书将其出版时间误作“1937年”。

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1989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一部以战争为主线的专史地图集，由地图104幅，文物、遗址与景观图片132帧，图说10万字和大事记四部分组成；后者系前书的姊妹篇，共收相关考释文字40万言。两书考订精审，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聂伯纯、韩品峥编著《太平天国天京图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计收天京城内和郊区地图18幅，文字说明12万字，图文并茂，对太平天国都城的兴废沿革考释甚详。

姜秉正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出版，共收5000多条目，内容包括1853年至1981年间海内外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资料和专著、论文等，分全史、人物评传、文物、史料、学术思想和书志学五大类编排，内容较张秀民、王会庵合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更为完备，但在史籍的版本源流和外文书目的翻译上有失察之处。该书的下限为1981年，因此，编排近30多年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的工作仍有待继续下去。

以上分别从九个方面扼要论述了新时期以来太平天国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限于篇幅和个人学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综上所述，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终于步入其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果最丰、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分支。

对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展望

太平天国研究在繁盛兴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趋于冷落，1987年《太平天国学刊》《太平天国史译丛》因经费问题被迫停刊便是其标志之一。此后，尽管有一大批总结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但仍然无法挽住这一颓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相关学术活动渐归沉寂。太平天国研究曾经兴盛一时，现今国内近代史学科80岁以上的著名学者几乎无人没有涉猎过这一领域，内有不少人正是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而眼下仍然专治太平天国史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随着罗尔纲、董蔡时、张守常、钟文典、祁龙威等学者相继谢世，研究队伍已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研究成果的数量也随之急剧萎缩。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曾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平天国研究甚至一度被圈内学者冠名为“太学”，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如今则异常寥落，堪称门可罗雀。

在持续近一个世纪后，太平天国研究从最初的一哄而上转为目前的门庭冷落，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研究难度的加大和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是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仅就国内而言，太平天国研究起步早，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断言该研究已接近终结。正因为太平天国是块已被许多人耕耘过的熟地，所以，研究者惟有“精耕细作”才能有较为理想的收获。尤其对后来者而言，这意味着首先必须阅读、消化数千万字的史料和既有研究论著，这不免让人有点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化历程、社会史等热门专题研究的兴起，原先主攻太平天国的学者纷纷转移研究方向，从而加剧了研究队伍的萎缩。

太平天国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20年来，哲学、文学等专业的一些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动辄全盘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偏袒、溢美之言反弹过分的倾向。2000年，长篇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重新引起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关注。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时值社会上揭批“法轮功”，结果该剧正面描写太平天国的情节并未引起多大共鸣，而剧中涉及宗教和太平天国内部倾轧之类的内容却引发不恰当的联想。一时间，指斥太平天国宗教或太平天国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有学者就此评析说：古今“邪教”一词都是政治概念；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明显破绽，论者片面罗列一些史实，以杂说、戏说的方式随意评点历史，旨在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相去甚远，是一种不健康的学风，不但丝毫无助于推动学术进步，而且还会混淆视听。李文海撰文肯定了这种意见。

那么，太平天国研究是否真的已到尽头？在专业研究日趋寥落、社会上全盘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将此项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呢？

对历史的探索是一个很难穷尽的过程，研究越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就越发丰富和深化。太平天国这一园地虽然是块熟地，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没有继续耕耘的余地。审视太平天国史学史不难看出，以往穷尽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具体地讲，即便是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至今仍有不少史实还没有搞清楚，几乎每一个课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乃至空白之处；在对不少具体问题的评价上也是众说纷纭，迄未取得共识。就此而论，几乎所有课题都存有继续深入的余地，都值得重新研究、重新认识。进一步说，20世纪90年代集中推出一批总结性研究成果，距今已有20年左右时间，是一个不短的周期。推出太平天国通史、各种专题史的新著，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若想将研究继续推向前进，首先要树立科学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不是推倒重来，不是片面追求立论上的标新立异，而是要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料、史实出发，进行严谨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毋庸讳言，以往一些论著或多或少带有为尊者讳的情结，带有以概念替代或冲淡具体研究的倾向，导致有些认识流于表面化。这给后来者继续研究留下了空间，但不能矫枉过正。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太平天国，这本身谈不上是学术研究，相反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作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想改造中国社会，却又无法超越君主专制制度，这里面含有太多值得后人思索的东西。其中的是非功过，不是一味肯定或否定所能够涵括和揭示的。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反思这段历史的。因此，神化太平天国也好，丑化太平天国也罢，都不是一种科学、严肃的态度，都会使研究工作流于简单化，从而制约研究的深入。

其次，要在扩展研究视野上下功夫。举例来说，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仍存有相当大的空间，有不少课题值得花大力气进行深入探讨。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就此提出具体构想，主张将太平天国各类人物（从领导层、将领到士兵、基层行政人员等）分别作为太平天国本身的构成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或选择太平天国境内的某个县或乡镇，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官民关系、生活、社会风习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是否有所变化，与清统治区是否有所异同。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从而深化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再如，可以将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研究主体，研究咸丰年间吏治状况与各地民变蜂起的关联，官府应对民变的具体举措及其得失。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虽然堪称汗牛充栋，但就某一具体研究课题而言，却又往往显得相对不足。这是时常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问题。以有限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更需要研究者充分发挥分析思考的能动性，尽可能正确、准确地解读历史现象。当然，在史料方面仍有潜力可挖。就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而论，《钦定制度则例集编》《钦命记题记》等书至今仍未发现；发掘新的残存文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西文资料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大宝库，内有不少记载大大弥补了中文记载的不足，但国内学者挖掘、利用西文资料的情况却一直不很理想，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受到限制。倘若能够重视利用西人原始著述，包括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深化研究。茅家琦教授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20年来，海外太平天国研究同样趋于冷落，其总体趋势是将研究重心从晚清史向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顺延。以前是多点开花，如今主要局限于美国、日本。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1996年出版《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以宗教和外交为主线，探讨太平天国兴亡的轨迹，并从社会史角度对相关史事进行剖析，勾勒出一幅新颖生动的太平天国史画卷。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是史景迁的学生，2012年出版《天国之秋》一书，用全球化视野来解读这场中国内战，侧重写最后数年。其写作风格与史景迁很近似，善于捕捉历史细节、叙述生动，读来引人入胜。两书均有中译本问世。与美国学者用大视野切入历史相异，日本学者侧重从事专题研究，在发掘史料、考订史实上用力甚勤，且研究持之以恒，与中国学界联系紧密。菊池秀明《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1998）、《清代中国南部的社会变化与太平天国》（2008）、《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研究》（2013），仓田明子《中国近代条约港与基督教：洪仁玕看到的“洋”社会》（2014），都是有新意、较严谨的研究专著。

从总体上讲，目前的太平天国研究已跌入谷底，今后也绝无可能重现往日的繁盛光景。不过，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削弱或减色——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太平天国是一段无法绕开、至关重要的历史。虽然热潮已过，但真正有志于继续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应当耐得住寂寞。太平天国研究并没有走到尽头，只要在上述几个方面继续努力，新的收获或许就在眼前。

来源：《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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